一、藏經洞的發現及文物的流失

莫高窟在明朝至清初被荒廢了數百年（圖1）。清朝末期，一個叫王圓箓的道士來到敦煌，住在莫高窟前的下寺。王道士常常雇人為洞窟清掃沙土，或對一些殘破的佛像進行修復。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即1900年6月22日）這一天，王道士發現了一個被封閉數百年的小洞窟，里面堆放著成千上萬的古代寫卷和其他文物。這個洞窟就是后來編為17號的洞窟，也被稱為藏經洞（圖2）。藏經洞的發現可以說是近代文化史上極為重要的發現，可惜這個時代正是國運衰微的清末期，雖然王道士在第一時間向敦煌縣政府報告了，但并沒有引起重視，地方政府沒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對藏經洞文物進行保護，任由王道士支配。

圖1 敦煌莫高窟外景

圖2 1907年斯坦因拍攝藏經洞發現時的狀況，右側小門為藏經洞

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來到了敦煌。這是他第二次到中國西部一帶探險。斯坦因于1906年8月從印度出發到了我國新疆的和闐、樓蘭等地進行挖掘，盜走了大量文物。他于1907年3月到達敦煌。跟王道士經過一段時間的交涉，最后斯坦因用400兩銀子從王道士手中得到24箱古代經卷文書，5箱繪畫、刺繡及其他工藝品。斯坦因回到歐洲之后，法國人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于1908年也來到敦煌（圖3），通過與王道士交易，得到7000多件文書和400多件絹畫等藝術品。

圖3 1908年伯希和在藏經洞內翻檢文書

1909年，中國學者羅振玉、王國維等得知敦煌藏經洞文物外流的事，他們呼吁清政府把剩余的文書收歸國有。1910年，清廷學部電令甘肅政府把敦煌所剩經卷全部押送入京，于是藏經洞所剩文獻最后送到京師圖書館保存。

1911年10月，日本大谷探險隊的吉川小一郎在敦煌一帶活動，收集到了藏經洞出土的數百件文獻，此外還掠走了莫高窟的兩身精美彩塑。斯坦因也于1914年第二次來到敦煌，再次從王道士那里得到了5大箱文書。1914年俄國鄂登堡（Sergei Fedorovich Oldenburg，1863~1934）探險隊在敦煌停留了半年多時間，繪制了400多張洞窟的平面圖，記錄了177個洞窟，拍攝了2000多張照片，并盜走壁畫、彩塑和布畫、絹畫、絲織品等美術品300多件，還通過各種手段獲得大量敦煌寫經，現藏俄國的敦煌經卷近2萬件。

過去發表的論著對藏經洞出土物的統計一般是說有5萬余件。隨著敦煌學研究的不斷展開，國內外各地收藏的藏經洞出土物也逐漸為世人所知，據最新的調查，藏經洞出土文物，包括文獻和紡織品等，總數超過了7萬件。

斯坦因是來到藏經洞的第一個外國盜寶者，他先后從藏經洞掠走的文物中，敦煌文獻總計有17000多件；另有其他文物1000多件，這些文物主要包括繪畫品、絲織品、版畫等。斯坦因掠走的文物分藏于大英博物館、大英圖書館、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印度新德里國家博物館中（圖4）。

圖4 斯坦因拍攝的敦煌縣城照片，車上載的是他盜走的文物

20世紀初，隨著敦煌藏經洞文物流失海外，國內外不少學者逐漸重視，并開始對這些文物進行研究，因而興起了一門國際性的學科——敦煌學。敦煌學至今仍是國際漢學界關注的熱點。在敦煌學最初的時期，國內外學者們的關注點主要還是對敦煌文獻的研究，因為是新發現的資料，在中外歷史、文化方面有很多十分珍貴的資料，引起研究者的重視。而對于藝術品的研究，則相對較晚一點。

二、敦煌畫的調查與研究

斯坦因和伯希和從敦煌藏經洞獲取的大量文物，包括有相當數量的藝術品，主要是絹本、布本、紙本的繪畫、幡畫、刺繡等。在20世紀20年代，斯坦因曾將敦煌獲取的部分絹畫出版成圖錄（圖5），伯希和則將他們在莫高窟拍攝的照片編成《敦煌石窟圖錄》出版（但不包括藏經洞的絹畫）（圖6）。雖然出版了資料，但從研究方面來看，似乎沒有多少成果。直到1937年日本學者松本榮一著《敦煌畫研究》的出版，才算是有了較為系統、全面的研究成果。

圖5 斯坦因《千佛洞》

圖6 伯希和《敦煌石窟圖錄》

松本榮一（1900~1984），1923年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美學美術史學科，1928年5月~1929年6月到歐洲調查研究斯坦因、伯希和、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1860~1930）收集品。1930年任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研究員，他陸續發表了關于敦煌繪畫圖像內容、時代特征等方面的研究成果。1937年他出版了《敦煌畫研究》一書（圖7、8），1939年他以此書作為博士論文通過了答辯，并獲文學博士學位。1942年他又以此書獲“日本學士院恩賜賞”。松本榮一歷任東京帝國大學副教授、美術研究所所長、東京藝術大學教授。

圖7 松本榮一著《敦煌畫研究》日文版

圖8 松本榮一著《敦煌畫研究》中文版

《敦煌畫研究》運用圖像學的方法，對敦煌壁畫以及藏經洞出土的絹畫內容進行了深入的考證，涉及敦煌畫中的各種經變畫、佛傳及本生故事畫、尊像畫（包括瑞像畫）、羅漢及高僧像、密教圖像等方面內容，通過探尋其佛經依據，分析其表現形式，辨別其圖像源流，可以說對敦煌圖像考釋具有開創性的意義。至今學術界對于敦煌壁畫大部分內容的定名都可以追溯至松本榮一的著作。松本榮一終其一生沒有到過敦煌莫高窟，因此，他的研究更多地依靠英、法所藏的敦煌絹畫和伯希和的圖錄。他對佛教繪畫所具備的深入觀察力，還得益于他對日本古代寺院壁畫和日本傳世佛畫作品研究的深厚功底。

20世紀40年代，國內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敦煌石窟本體，特別是1944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后，開始了對石窟的全面調查與研究。此后，敦煌石窟的研究不斷深入展開，80年代以后，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形勢下，敦煌學研究得到快速發展，敦煌文物研究所（原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也擴建為敦煌研究院。駐守在敦煌的研究者經過幾十年的研究，發表了一系列敦煌石窟考古和藝術研究的成果，格外引人注目。特別是諸多壁畫內容的考釋和時代風格鑒定的成果，對于藏經洞出土絹畫的研究來說，起到了直接的參考作用。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國外學者由于沒有條件直接調查敦煌石窟，他們往往參考中國學者在石窟研究方面的成果，對藏于歐洲的敦煌絹畫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1982年日本講談社出版了大型圖錄性著作《西域美術——大英博物館藏斯坦因收集品》（圖9），此書由韋陀（Roderick Whitfield）教授主編，共分三冊，第1、2冊主要刊布斯坦因從敦煌藏經洞掠走的繪畫品、刺繡及各類紡織品，第3冊刊布斯坦因從敦煌及新疆地區掠走的繪畫、雕塑及其他文物。每一冊前面均有一篇專論，第1冊為《關于斯坦因收集品》，介紹了斯坦因在中國新疆和敦煌一帶活動之事。第2冊為《關于敦煌繪畫》，主要闡述了作者對敦煌絹畫的主要內容和風格特點的看法，也體現他對絹畫的諸多研究成果；他把英藏的敦煌繪畫分為四個階段：初唐期（7~8世紀初）、盛唐期（8世紀）、吐蕃期（781~847）、五代北宋期（10世紀），并對各階段的特點及重要作品進行了分析。第3冊為《關于本冊收錄的遺物和遺跡》，主要介紹該冊收錄的新疆一帶文物發現的情況。韋陀先生曾在普林斯頓大學跟隨方聞教授學習中國藝術史，并獲得博士學位，1984年起任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他對中國陶瓷有過深入研究，但其主要成果還是在敦煌藝術研究方面，著有《千佛洞——絲綢之路上的中國藝術》等。他長期研究大英博物館所藏的敦煌繪畫，可以說是歐洲學者中最了解敦煌藝術的研究者。

圖9 韋陀主編《西域美術——大英博物館藏斯坦因收集品》

在繼《西域美術——大英博物館藏斯坦因收集品》出版之后，講談社于1994年、1995年先后出版了《西域美術——吉美博物館藏伯希和收集品》2冊（圖10），主要刊布了吉美博物館所藏的敦煌繪畫作品。此書由日本學者秋山光和（1918~2009）與法國學者雅克·吉耶斯（Jacques Giès，1950~2021）共同主編。這兩冊圖錄各刊布了數篇論文，上冊刊布了秋山光和《伯希和的中亞調查與敦煌畫的收集》、秋山光和《敦煌畫的樣式與變遷》、吉耶斯《8世紀中葉至11世紀初敦煌畫的技法與表現（1）》、吉耶斯《新發現大幅繪畫〈華嚴經變七處九會〉與〈華嚴經變十地品〉》；下冊刊布了吉耶斯《8世紀中葉至11世紀初敦煌畫的技法與表現（2）》、克里希娜·里布（Krishnā Riboud）《敦煌的絲織品》、吉耶斯《伯希和探險隊收集品所見的中亞遺跡和遺物》。比起《西域美術——大英博物館藏斯坦因收集品》來，《西域美術——吉美博物館藏伯希和收集品》在研究方面更為細致和全面，特別是對敦煌絹畫的樣式和變遷的探討更為深入。秋山光和是日本著名的美術史專家，曾先后任職于金澤美術工藝大學、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1968年任東京大學教授，在日本美術史和中國美術史方面都有較多著述。著作《平安時代的世俗畫研究》獲日本學士院獎；參與編纂《世界美術大系》中國部分。秋山光和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就研究敦煌藝術，發表有關論文數十篇。他花了數年時間在吉美博物館潛心研究敦煌絹畫，并吸取了敦煌石窟研究中的最新成果，不僅在此書刊布的論文中有很多精辟的分析，而且對每一幅作品所寫的說明，都傾注了他的深入研究。雅克·吉耶斯是法國藝術家、漢學家，長期在吉美博物館工作，曾任館長。另一位作者克里希娜·里布也是長期在吉美博物館工作的學者，對紡織品有著深入的研究。

圖10 秋山光和、雅克·吉耶斯主編《西域美術——吉美博物館藏伯希和收集品》

國內學者由于各種條件限制，對藏經洞出土的繪畫、刺繡等藝術品的研究相對較晚，但進入21世紀后，中國學者對國外所藏敦煌文物開始系統而深入的調查研究。其中取得成果最豐富的就是趙豐先生對敦煌絲綢的調查研究。趙豐的團隊用了數年時間對法國、英國、俄羅斯以及國內各地所藏的敦煌絲織品進行了全面的調查，分別完成了《敦煌絲綢藝術全集》法藏卷、英藏卷和俄藏卷。此后又對國內收藏品進行調查，完成了《敦煌絲綢藝術全集》國內藏部分的調查和刊布（圖11），這項工作不僅對敦煌絲綢，而且對于中國絲綢史、紡織史的研究都可稱得上是重大的成果。同時，趙豐先生著作《敦煌絲綢與絲綢之路》以敦煌出土的自北魏到元代以紡織纖維為材質的文物（包括幡、經帙等）為主要研究對象，從歷史的、紡織科學技術的、藝術的層面，對敦煌絲綢進行了綜合的研究。附錄“敦煌絲織品總表”和“敦煌文書中的絲綢記載”提供了大量的古代絲綢信息。

圖11 趙豐主編《敦煌絲綢藝術全集》

本文節選自趙聲良主編、敦煌研究院編《藏經洞敦煌藝術精品（大英博物館）》一書中《英藏敦煌畫藝術》一篇，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刊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