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1點05分，4月的最后一個星期四。
距離上課時間還有25分鐘。胡福良和他的兩名博士生走進四樓的一間教室。接著，他們從兩個布袋里取出五個透明玻璃罐，先在課桌上鋪上一層保鮮膜，再把玻璃罐依次擺放在上面。
玻璃罐里面裝著白色、黃色、琥珀色、黑色的蜂蜜。學生陸續走進教室，這是動物科學學院《蜂產品學》的第三次課。
1點25分。胡福良拉下電子屏幕。隨后，他點開一個視頻，播放一部蜜蜂主題的動畫電影。平時，他會收集跟蜜蜂相關的科普片，在課堂上播放。聲音響起后，學生們陸續抬起頭，他們分別來自浙江大學十六個不同的專業。
《蜂產品學》第三次課課前準備。本文圖片均為 澎湃新聞記者 袁璐 攝
下午第六節課的鈴聲響起后，胡福良清了下嗓子，學生的目光齊刷刷地轉向他。他身穿一套深色西裝，一件淡藍色的純色襯衣，在講臺四周來回踱步。雖然剛結束春學期《蜜蜂、生態與人類》的課程，但他仍舊精神飽滿。
“同學們，誰對蜜蜂和蜂產品感興趣，我就對誰感興趣！”胡福良提高音調說，普通話帶著些許浙江東陽口音。話音落下，教室里爆發出第一次笑聲。
教書近四十年，胡福良因為通識課《蜜蜂、生態與人類》的熱門受到人們關注，不少學生告訴胡福良，很想選他的課，但總是選不上。一個相對冷門的專業受到學生喜歡，胡福良說他所做的事是：備好課，教好書，與學生在一起。
我們的一生在采集什么？
“蜜蜂世界是一個‘魔井’，我們發現的東西越多，越有更多的奧秘等待我們去探索。”第一堂課上，胡福良喜歡引用德國昆蟲學家，諾貝爾醫學、生理學獎獲得者K.von Frisch的話作為開頭。
他先從蜜蜂的定義講到來源，再講到做人的道理。蜜蜂和花卉都認為，接受享樂和奉獻享樂是一種必需，是生命不可或缺的迷戀。“二者是協同進化的關系，互相間有舍得，植物都懂的道理，更是做人的道理。”他又問，如果蜜蜂終其一生在采蜜，那我們的一生在采集什么？
接著，他試圖引申到，無論是蜜蜂世界還是人類世界，許多哲理是相通的。他曾經見到過這樣一只蜜蜂，它從走廊到達洞口，眼看要出來了，又忽然退了回去。原來是外面有一只蜜蜂要進來，它讓出了走廊。“蜜蜂在自己的同類面前都是非常有風度，有禮貌的。這種互助的精神既讓人感到有趣，又讓人感到敬佩。”
教書39年，講課本身對胡福良來說并不難。正在進行的《蜂產品學》是動物科學學院的專業課，和作為通識課的《蜜蜂、生態與人類》比起來，學生相對少了些。后者面對的是全校不同專業的學生，甚至有不少留學生。“通識課更注重基礎性和綜合性，使學生拓寬視野。”但如何打破課堂的沉悶，讓教學變得有趣，對他來說同樣重要。
之前的課堂上，學生自我介紹時，他會在筆記本上記下關鍵信息，尋找能夠跟學生互動的話題。時下年輕人喜歡的流行語，他也放進課件中，試圖在接地氣的故事中，融入“高大上的干貨”。
關于蜜蜂的話題還在繼續。一只蜜蜂的一生大概40多天。剛出生兩天的蜜蜂，負責內勤服務，搞搞清潔。五天后，開始吐漿給母親和小幼蟲吃，到第十八天開始采集，采水、采蜂膠、采花蜜。講到老年蜜蜂成為守衛蜂時，胡福良跟學生講，就像學校門衛室的老大爺，有了人生閱歷，知道如何識別好人壞人。
他繼續講蜜蜂的內在自律性和智慧。“工蜂為了集體利益，采集更多花蜜，一直抑制卵巢，不讓它發育，因此就不能生孩子。”花叢中蹁躚的蜜蜂，腦袋只有一毫克重，腦神經細胞不足100萬個，但它的舞蹈語言卻千變萬化。
課堂上，常常講到一個知識點，很多內容從他腦中涌出來，一堂課的PPT準備了三百多頁，但他感覺講不完，一旦有新的東西，他就加進去。雖然課程大綱是自己編寫，但如何讓學生學到東西是他在意的。
講到蜜蜂如何使蜂巢里的水分蒸發時，他問，你們知道蜜蜂是怎么抽風的嗎？他彎著腰，兩只手像翅膀一樣展開，朝外扇風。他想用最生動的方式傳達一些信息，學生們再次哄堂大笑。
四十分鐘很快過去，第一節課接近尾聲。胡福良提高音量說，聽課聽累了，我帶大家去玩一下。學生們露出期待的眼神。
隨后，黑板前的屏幕上，數張蜜蜂的圖片閃過后，出現胡福良手持風箱的照片。那是二十多年前，他在南非讀博時，在一個養蜂場拍下的一幕。他回憶，在南非求學時，有次從酒店出來，看到路邊的花叢中有一只東非蜂，他立即用手機拍下來，將照片帶回到課堂上，“這是在國內看不到的”。
接著，他講到蜜蜂與生態。“如果蜜蜂滅亡，人類最多只能存活四年。”可是現在，全世界每年有30%的蜜蜂離巢不歸，神秘失蹤，連尸體都找不到。蜜蜂在1億5000萬年前就存在，“人類才多少年？所以我們對自然是要有一種敬畏之心”。
探索的興奮穿行了整個課堂。如何進一步引發學生的興趣呢？胡福良想到，蜂蜜是蜜蜂最主要的產品，它也可以成為老師和學生之間的媒介。
一節課結束后，胡福良取出一袋透明小勺，大聲宣布：同學們，蜜蜂看夠了，現在開始吃蜂蜜啦！每次上課，他會帶一袋小勺，同時提醒學生帶杯水，可以解蜂蜜的膩。
學生們陸續起身，有序地圍繞在第一排課桌上的幾罐蜂蜜前，一勺一勺地品嘗起來。
幾分鐘過去后，像透明磚塊一樣的巢蜜已經被學生們吃得只剩下巢殼。
胡福良和學生在課間吃蜂蜜。
冷門專業
在胡福良眼里，蜜蜂可愛，蜂蜜是好東西，應該讓更多人知道。但學校很大，課很多。
這門課被設置在動物科學下的二級學科“特種經濟動物飼養”專業中。浙江大學特種經濟動物飼養的研究方向除了蜜蜂，還有蠶和水產動物。從學生選擇研究方向的數據和行業需求看，水產是最受歡迎的。蜂科方向的老師總共三名。由于招收研究生名額有限，胡福良一年招一個博士，兩個碩士，另一名副教授三年招一名博士。浙江大學是國內高校中研究蜜蜂的唯一一所211院校。胡福良是第一個拿到博士招生資格的教授。
動物科學學院與蜜蜂有關的專業課太少，最初只有一門《養蜂蜂產品》，兩三個老師上課，升職稱算工作量時，“發現都不夠”。選課的學生就這么幾個人，一個專業一年招十幾個人。
胡福良想，有沒有辦法讓更多學生聽到這門課？2009年，他開設了一門研討課，專門針對跨專業的新生，教室里擺一張六角形的桌子，學生圍坐起來，就六個話題展開討論，比如蜂群和蜂巢的種類。
從2012年起，學校說，要開始叫通識課，更多學生可以選擇這門課。但他沒想到，想選這門課的學生超過預期。
剛開始預定的學生人數從幾十人到將近兩百人，胡福良申請換了三次教室，申請時要寫理由，他寫道，學生來學習，想上這門課，不能把人拒之門外。最后換到能容納280人的教室。人數還在增加，最后他按照年級，讓高年級學生優先選擇，因為他們即將畢業，選課的機會更少。
他看過學生五花八門的申請理由。有人說，因為被蜜蜂叮過；有人說，這輩子的理想是一定要聽一次胡老師的課。還有學生想選課，但一直選不上。學生說家里爺爺是養蜂的，他一定要選上。胡福良說，我一定要滿足你。之前上網課的時候，他看到有學生的家人跟著一起聽網課的。
有一個學期，胡福良發現，這門課一下來了五十幾個留學生。“如果他們中文水平差一點，也可以寫英文。”課程論文題材不限，可以寫詩歌，散文。
從冷門專業到學生喜歡的課，胡福良看到一些變化。回到教育最根本的問題上，是怎么把課上好？怎么育人？基本的知識和能力具備之后，如何往前再走一步？
后來他想，面對不同專業的學生，如果只講蜜蜂，范圍太窄，蜜蜂的價值還在于對生態甚至人類的意義，也能跟人文學科結合起來。于是，他把課程名字改為《蜜蜂、生態與人類》。選這門課的學生越來越多，好幾個學生，聽了課以后跟過來，想讀他的碩士和博士。
國內要念蜂學的博士都往他這里來。迄今為止，胡福良帶過的博士有26人。
他想過，這門課受到學生歡迎可能的幾個因素，“蜜蜂本身有很多好的話題，而且不同的學科也能夠接受。”
另一個原因可能和他豐富追蜂的經歷有關，他曾去往全球各地，實地考察過地中海邊的卡尼鄂拉蜂和巴西的綠蜂膠。當時去南美，妻子擔心他的安危，不讓他去，但他堅持要去。因為他要研究蜂膠和“殺人蜂”，中國人很少有人看到過，他要拿到第一手材料。
一個問題貫穿他的教學生涯——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師如何帶給學生成長？胡福良覺得知識到處都可以學。課堂上，除了蜜蜂的知識，他希望讓學生了解自然和探索自然。所以他講科學家的故事，研究團隊的故事，除了帶給學生思考，學會應用學科的研究方法，還有對自然和生態的理念。
胡福良辦公室的門口掛著一個“德育工作室”的牌子，學生如果有困惑，迷茫，可以找他“訴苦”。學生時常面臨的困惑是，在自己喜歡的專業和時下熱門專業間的選擇，以及對就業前景的擔憂。
胡福良說，讀書有一個現實目的是就業，他跟學生講，要選擇自己最擅長和最想做的事情，這樣才有內生動力。冷門跟熱門是相對的，在較小的行業里不那么擁擠，努力過后也可能攀爬到新的高度。
他自己和學生們的經歷表明，這個相對冷門的專業在現實中并未遭到冷遇。
胡福良。
蜜蜂沒有內卷
在4月上旬結束的《蜜蜂、生態與人類》這門通識課上，胡福良給學生布置的第一個作業是看蜜蜂的視頻，并辨認里面有幾種蜜蜂。
要答對這樣的題目并不容易，“因為課件上沒有明確的答案。”胡福良說，題目設置是反應試的。不同的蜜蜂有不同特征，學生需要在成千上萬只蜜蜂中，反復辨別，尋找蛛絲馬跡。這背后，代表著他們對蜜蜂的了解和熟悉程度。
學生們發現，無論是上課內容，還是課后作業，這門公選課沒有固定的框架和模式。在學校教務系統的評論中，很多學生說，胡老師的課有趣，幽默，還有蜂蜜吃。有學生留言說，雖然他的論文寫得不好，但胡福良不會直接打低分，會把問題指出來。
一些學生的課程論文寫得很好，裝進試卷袋里，交給教育科，就算完工了。但胡福良覺得挺可惜。大多數學生不是學生物、學蜜蜂的，雖然他們的論文不像專業人員撰寫的成熟的科技論文，但有新意，而且往往是學科交叉背景。
后來有一天，他碰到《蜜蜂雜志》的主編，就讓他看看學生們的文章，有沒有機會發表。主編說，他可以專門開辟一個課程論文園地，每期選兩篇發表。《蜜蜂雜志》是業內與蜜蜂有關的兩份專業期刊之一。
胡福良心想，這對學生來講也是一種認可和肯定。從2019年開始，每學期，在100多篇學生論文中，他先挑選出三四十篇，雜志社再從里面選出20多篇，每月刊出兩篇。刊發后的稿費都給學生，版面費他自己來出。
有次，他把期刊拿給一個論文發表的園藝專業的學生，不久后，他收到這名學生送來的一盆多肉，里面夾著一張卡片，寫著這門課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因為發表的論文，他分數多了幾分，剛好得到保研的機會。
那時他想，雖然一門課只有微不足道的1.5個學分，但有時對某個學生來講，可能起著關鍵作用。
一名物理專業的學生寫的論文中，用了很多物理公式，胡福良看不懂，拿著論文找物理學院的老師幫忙看，確認沒有錯誤后，再發給雜志社。
也有法律專業的學生，在論文中討論蜜蜂蜇人后，誰來承擔法律責任的問題，“不同于飼養動物的責任，蜜蜂不屬于動物，它飛出去，也不能給它套上繩子。包括怎么證明叮人的蜜蜂是誰養的蜜蜂。”此外，還有從歷史、化學、社會學等角度寫蜜蜂的學生。
這些新奇和跨專業的角度，令胡福良印象深刻。每次看學生論文，他時常帶著欣賞的眼光，暗自覺得，學生們有才華，甚至在很多方面都比自己強。
學科交叉的論文是學生個性化表達的方式。胡福良相信，個性化培養出來的學生，更能適應社會。他注重“過程美好，結果美好”的教育，而不是嚴師出高徒，“過程痛苦，結果美好”的教育。而他最害怕的一件事情是，學生覺得“過程痛苦，結果也不好”。
通常，學生加入他的研究團隊，他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你讀研究生目的是什么？學生想做學問，他就按照做學問的培養，多做研究，多發論文。也有學生單純對蜜蜂感興趣，碩士畢業后可能考公務員，胡福良說，這也可以，不是所有人都想當科學家。“以學生為中心，怎么讓他成長，而不是幫我做課題的勞力。”
他最怕學生稀里糊涂過來，不知所為，于是他讓學生寫周記，記錄自己做了哪些事情，有自我評價。“大學里，導師和學生不常見面，新生進來一定要適應新的環境，方法也要改進。”
學生來到實驗室，他留給他們適應期和緩沖期。學生先到蜜蜂觀察箱前走一圈，喂喂蜜蜂，看是否害怕和過敏。再讓他們跟著實驗室的師兄師姐“都嘗試一下”，最后確定自己喜歡的課題方向。“就像談戀愛找對象，你先自己談，最后沒遇到合適的，我再給你介紹。”胡福良說。
之前有個管理學的本科生，成績很好，上了他的課后，主動跟他說，老師，我要讀你的研究生，但是我不喜歡做實驗，能不能讓我做一些管理的課題？胡福良說，可以，你來做。后來，這個學生沿著蜜蜂產業的規模效應做研究。
學生很高興。其實胡福良知道，這個課題并不好做，需要大量研究數據。那時候，他一年要去二三十個地方給蜂農講課。課后他才講，大家能不能用十五分鐘，幫忙填寫一下我學生的問卷。一堂課100多人，至少五六十張問卷有效，能夠幫助學生收集到不少數據。
有學生說，現在內卷厲害。胡福良拿蜜蜂作比說，雖然蜂群里的蜜蜂都忙著采集蜜，不干活的蜜蜂沒有明天。但它們分工明確，一輩子老老實實干活，生活和諧。所以蜜蜂沒有內卷。“替代焦慮的辦法，是先讓自己專業能力變強。”他說，內卷再怎么厲害，你做好自己的事情，總會有出路的。
蜂學實驗室隸屬于特種經濟動物飼養國家重點學科，該實驗室現有胡福良一名教授和另外兩名副教授。他在辦公室門口專門開辟出一塊墻面，掛著學生們洋溢笑臉的照片。他給這支團隊起名為“bee family”，團隊如蜂群，年輕人各取所需，這是他眼中“和諧”的團隊。
在他的教學課程設計中，論文只是考核中的一項，學生還可以選擇做課外手工。只要做了，他就額外加分。好一點的，他給五到八分，一般的給三四分。
胡福良辦公室里的書架、桌子、墻壁上陳列著學生各式各樣的手工作品，都跟蜜蜂有關。有拼圖、油畫、剪紙、書法。在他看來，學生就算畫一只蜜蜂，代表他會主動了解蜜蜂的構造，否則，“畫出來的會是一只蒼蠅”。
《蜜蜂、生態與人類》的課程結束時，一名傳播學專業的男學生給他織了一條蜜蜂樣式的圍巾，并附上一張紙條寫道：老師好！這是我的手工作業，鬼知道為什么我想在夏學期到來之前給春學期課程的老師做一條冬學期才能戴的圍巾（哈哈哈）。因為毛線買少了，所以織出來有點小（TAT），老師如果實在戴不上就掛起來做裝飾吧（攤手）。
夏季已至。胡福良將這條圍巾和自己的各種榮譽證書掛在一起，準備在冬天來臨時，圍到脖子上試試。
胡福良辦公室書架上擺放著學生們的手工作品。
追著蜜蜂跑
每周四下課的時候，胡福良總是小心翼翼收起蜂蜜罐子，再回到動物科學大樓的小路上。電梯抵達三樓時，研究室的一名老師和一名學生穿著迷彩防護服，正在露臺上將蜜蜂從一個蜂巢引至另一間蜂巢，胡福良說他們是“養蜂工作者”。
飛舞的蜜蜂中，有他剛剛在課堂上講過的意大利蜂和中華蜜蜂，小小一只，尾部泛著黑色。這些蜜蜂在實驗室外養了多年，需要做實驗時，隨時就能抓幾只。
蜂學實驗室外的養蜂露臺。
推開辦公室的門后，胡福良說，今天的內容沒有講好。
“同學們的反應挺好的。”牛德芳回應他說。
“還有更多有意思的元素可以加進去。”胡福良邊說邊脫下西裝外套，又泡了一杯蜂蜜水。他的茶幾上堆放著各式蜂蜜，都是給學生品嘗準備的。
牛德芳是胡福良曾經的博士生。2014年，她從特種經濟動物飼養專業蜂學方向畢業后，一直在蘇州農牧學院任教。
這次回來，她計劃跟胡福良做蜂糧發酵的研究，也再次回到他的課堂上。導師對她的學術道路影響深遠，牛德芳說，似乎他總能夠在一些事物中發揮自己靈動活潑的想象力，每次與他一起談論蜜蜂，總會被他的想象力感染，好像自己的內在靈魂也在翻騰跳動。
讀博時，牛德芳跟著胡福良做工蜂的生殖研究。
和胡福良交談后，吸引她的一個點是，蜜蜂作為典型的社會性昆蟲，最重要的特征是生殖勞動分工。工蜂和蜂王由于出生后，生存環境和吃的食物不一樣，導致發育成不同的個體。
“一般情況下，蜂王統治著工蜂，極端情況下，工蜂會造反，要自己生孩子。”她想研究工蜂的生殖，但查閱文獻發現，有一種特別的蜜蜂，叫“無政府主義蜂群”或者“自由蜂”。
這些特殊蜂群為正常蜂群工蜂不育機制研究提供了絕佳的反例材料。但問題是，去哪里尋找這樣的蜜蜂呢？當時全球總共只出現過七八群，中國還沒發現過這種蜜蜂。
牛德芳準備做這個課題后不久的一天，胡福良接到陜西一個蜂農的電話，說他的蜜蜂生病了，工蜂大量產卵。根據蜂農的描述，胡福良判斷可能存在“不受控的自由蜂”。他內心難掩興奮，感覺這個事情“不得了，可能是千年一遇的機會”。他清楚記得那天是2012年6月1日中午。
得知蜂群在延安的具體位置后，他帶上顯微鏡，叫上牛德芳和另外兩名學生，立馬飛了過去。最后，他把十六群蜜蜂買下來，包下一輛車，拉回了實驗室。
隨后，牛德芳根據這次發現和后續研究寫出自己的博士論文。在論文最后一頁的致謝信中，她寫道：衷心感謝我的導師胡福良教授，從論文選題、試驗設計及實施，到論文的撰寫與修改，每一步都凝聚著他的心血與智慧。
四月的這堂課后，牛德芳回憶起這次跟隨胡福良追尋蜜蜂的經歷。胡福良自稱“蜂人”，微信頭像是一只展翅飛翔的金色蜜蜂，微信名叫“蜂言蜂語”。他到超市或者食品店，第一件事情是找蜂蜜。
胡福良“追蜂”的故事，可以追溯到更久以前。
三十多年前，他以當地第二名的成績考上浙江農業大學畜牧專業。盡管選擇這個專業，只是因為父親是村里有名的獸醫。他的父親只有小學學歷，在剛剛恢復高考的年代，胡福良的爺爺相信，經過更高學府的專業學習后，他的“手藝”會比父親更厲害。
21歲畢業后，胡福良直接留校當老師。他和學生一起住在集體宿舍，和學生打成一片，他能叫出每一個學生的名字，有36個學生比他年齡還大。第三年，校領導想培養他做團委書記，但他只想做研究，當科學家。
那時，學院里的遺傳育種、飼料營養專業是熱門的大學科，已經有從海外歸來的博士研究生。而較為冷門的蜂業研究室剛剛成立，只有兩個人，他決定加入其中。但是，養蜂沒那么簡單，不是看書就行，需要實踐經驗。
他給學生上的第一門課叫《養蜂學》。他想，如果不會養蜂，怎么做老師？于是他決定先跟師傅學三年，再“出師”。那年，他所在的養蜂場，在浙江桐廬越冬后，用汽車長途運輸至江西瑞金春繁，采完油菜蜜后，跟隨著花期，一路轉到浙江長興，再到蘇北，采油菜蜜和洋槐蜜，然后將蜂場拉到山東。
裝上火車，一路北上，五天五夜，吃喝拉撒都在火車車皮里，到了黑龍江亞布力，轉窄軌火車，再轉汽車運至深山老林，7月份采椴樹蜜。他整日待在人跡罕至的山溝里，沒有網絡，沒有通訊。
風餐露宿追蜂時，親戚朋友勸他下海，但他發現，自己已經真正喜歡上蜜蜂，發現蜜蜂的可愛之處。
他也曾自我懷疑過。當年的高中同學中，有人選擇熱門的自動化專業，而他在野外尋蜂，相比起來似乎更“卑微”。如今看來，雖然自己是學農的，但“也算對社會做了貢獻”。
課外，胡福良是養蜂協會的副理事長，哪里有活動，找他他就去。借此機會，他可以了解更多行業現狀，再把前沿的業界情況帶回課堂。“專業不是只寫論文就結束，大學的責任是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
2007年，胡福良參加一個全國蜂膠工作會議，他寫過很多與蜂膠有關的論文。那次，他洋洋灑灑做了一個多小時的報告，講述蜂膠的基礎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結束后，一個農民出身的老板對他講，胡教授，你的報告做得很好，但是我們聽不懂。你知道行業里面需要解決什么問題嗎？是假蜂膠。
那個時候，中國大概只有350噸的蜂膠原料，但是市場上流通的蜂膠數量在1500噸以上。從那之后，胡福良開始跑行業。帶著團隊的老師一起，在實驗室找到假蜂膠中的成分。最后，他牽頭制定了蜂膠真偽鑒別和標志性成分檢測的國家標準。通過這種方式，正品蜂蜜有了銷路，他認為蜂農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
胡福良辦公室的門口，張貼著團隊獲得的多項科技成果。“我們的選題要怎么樣能夠滿足行業對科技的需求？”對他來說，蜂學研究不像基礎科學，無關國際前沿科學問題，“我們是做應用的，行業里面有什么問題，我們來解決。”胡福良說完這句話，又喝了一口蜂蜜水。
“理論知識如果被束之高閣，那些論證的價值將大打折扣。”養蜂學的課上了十年后，浙江一帶蜂產品多起來了，胡福良又開設了這門《蜂產品學》課。
4月25日，夏學期的《蜂產品學》第三次課接近尾聲。距離下課只剩一分鐘，胡福良在投影儀上放出最后一張照片，問學生們，哪一只是蜂王？他抬起頭，往臺下的人群瞥了一眼，像是在尋找什么。
很快，坐在第三排的短發男生仰起頭，一只手指著照片說，在左上角。是這只嗎？再往上一點。這只？再往上一點。這只？嗯！
胡福良臉上帶笑，退回到課桌前，拿起一罐淡琥珀色的蜂蜜，遞給這名學生，作為他回答正確的獎勵。學生從老師手中接過蜂蜜，下課鈴聲響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