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2月19日，一代鴻儒錢鍾書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2016年5月25日，錢鍾書眼中“最賢的妻，最才的女”，作家、文學翻譯家和外國文學研究家楊絳撒手人寰，享壽105歲。為向這對20世紀中國文壇最耀眼的學者伉儷致意，亦是紀念楊絳先生逝世八周年，今年五月，《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一書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問世。
《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書封（本文配圖 三聯書店提供）
《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由楊絳的遺囑執行人吳學昭整理。今年已經95歲的吳學昭是著名教育家吳宓之女，而吳宓又是錢鍾書、楊絳兩人在清華大學就讀時的老師，兩家素有往來。據介紹，吳學昭在退休后，常幫楊絳打理事務，兩人可謂是“閨中密友”。接觸交流中，她們也時常談論往事，閑話家常。正是有著這么一層親近信賴的關系，2008年，吳學昭在三聯書店出版的《聽楊絳談往事》一書，是唯一一部征得楊絳首肯后傳世的傳記。
《聽楊絳談往事》（增補版）吳學昭 著
楊絳逝世后，遵照遺囑喪事從簡，“不設靈堂，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留骨灰。”堪為逝者一生高潔，“質本潔來還潔去”的終極寫照。在逝者生前親自審定的訃告中還特別寫明，“家中所藏存珍貴文物字畫，已于生前全部無償捐贈中國國家博物館。書籍、手稿以及其他財產等，亦均作了安排交待，捐贈國家有關單位，并指定了遺囑執行人。”
在《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一書開篇“整理者言”中，吳學昭寫道：“楊絳先生晚年最后做的一件她認為很必要的事，是親手銷毀了錢鍾書先生和她本人的日記，以及某些親友的書信。雖然我覺得很可惜，曾多次勸阻，但未能讓她回心轉意。”
“那天在她的臥室聊天談心，楊先生想解釋一下她日前銷毀日記和友人書信的緣由，我沒讓她往下說。2013年那場關于拍賣錢楊書信的維權訴訟，經過與法學家們一年多的并肩抗爭以及各方人士的大力支持，雖然最終得到了圓滿結局，但私人書信竟被當作商品用來交易，畢竟傷透了楊先生的心，我能理解她這樣做的無奈及隱衷。”
吳學昭表示，“我相信楊先生自毀的日記和書信，數量也不會多。實際上經歷過抗日戰爭和后來的社會動亂，一般人很少能完整地保存自家文稿、日記和書信。”那天見面話別之際，楊絳從櫥柜里捧出一個大布袋，幽幽地對她說：“這都是我看了又看、實在下不去手撕毀的親友書信。我近來愈感衰弱，自知來日無多，已沒有心力處理這些信件，現在把它們全部贈送給你，由你全權處理，相信你一定不會讓我失望。寫信人中，不少你都熟識，哪怕留個紀念也好！……”
讀畢楊絳相托的書信，吳學昭聯系此前所知的一些片段，對許多事頓有豁然貫通之感。“我越讀越投入，越讀越感動，也更理解了楊絳先生何以不忍心銷毀它們。這哪是些普通信件？它們荷載著文化的信息、歷史的證據和人間情義，是極為珍貴的文史資料！如何處理這些書信，成了我面臨的一道難題，也成了我一塊心病，我只有找楊先生商量。”
其時，楊絳的健康已每況愈下。在協和醫院的病床前，吳學昭向楊絳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您留贈我的書信十分珍貴，您都下不了手撕掉，我更不敢也不舍毀棄。這些具有學術價值和歷史意義的寶貝，不宜由我個人私藏。我的想法是：爭取在我有生之年得空時親自將它們整理翻譯出版，留給社會，供廣大讀者研究參考，然后將原件全部捐贈國家博物館收藏。”楊絳聽罷笑著肯定，“所見相同！可謂靈犀相通。”
本書整理者吳學昭于2016年4月10日在協和醫院探視楊絳先生，臨別時楊先生拱手拜托整理本書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吳學昭在“整理者言”的最后寫道：“我因有約在先，直到整理、翻譯、注釋完《吳宓師友書札》，編著好《吳宓年譜》后，方著手整理、翻譯、編輯和注釋《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并與諸多寫信人（包括已逝作者的家人）聯系，獲得授權同意。經過兩年多的努力，總算不負楊先生所托，完成了這項工作。”
《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全書收入致錢鍾書、楊絳夫婦的信函277封，以及錢、楊二位的若干復函。這些信函始自1946年，至2014年止，多集中于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
信函作者包括二位先生的至親好友、學者同人，乃至譯者、讀者逾90人。所收信函呈現了錢鍾書和楊絳的部分工作、生活、心境、交往、論學狀況，既是時代的記錄，也見證了學人之間的友情和思想共鳴，于學術史當有一定的史料價值。而信中的一些內容不僅可補罅年譜、別傳的失載，也為讀者認識錢、楊二位先生的多種人生向度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第一手材料。
掩卷沉思的楊絳先生
讀信后，喜笑顏開的錢鍾書先生
為胡喬木“改詩”，“愿這友誼永存”
作為中國共產黨在思想文化、宣傳教育戰線上的重要領導人，胡喬木（1912—1992）堪為一位百科全書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紀30年代，胡喬木和錢鍾書同在清華大學讀書，情誼甚篤。之于兩家的過從交往，楊絳曾在《我們仨》中這樣寫道：
“喬木同志常來找鍾書談談說說，很開心。他開始還帶個警衛，后來把警衛留在樓下，一個人隨隨便便地來了。他談學術問題，談書，談掌故，什么都談。鍾書是個有趣的人，喬木同志也有他的趣。他時常帶了夫人谷羽同志同來。到我們家來的喬木同志，不是什么領導，不帶任何官職，他只是清華的老同學。”
錢鍾書、楊絳夫婦和胡喬木、谷羽夫婦（胡木英攝）
改革開放后，胡喬木同錢鍾書間的交往，有一段在民間廣為流傳的軼事便是“改詩”。《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一書“胡喬木（十七通）”章節還原了這段往事的全貌。1982年，胡喬木七十感懷，寫詩四首七律《有所思》，并寄給錢鍾書指正，不想后者涂改批注很多。這讓胡喬木一下子有些為難，他告訴李慎之，“我做舊詩總是沒把握，因此，請鍾書給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給我改得這么多，你看怎么辦好？”
作為胡、錢兩人共同的朋友，李慎之心知“這是錢先生書生氣發作了”。他向錢鍾書直陳自己的理解，“喬木是革命家，有他必須守定的信條，像‘紅墻有幸親風雨，青史何遲辨愛憎’‘鋪路許輸頭作石，攀天甘獻骨為梯’……這樣的句子，都是喬木的精魂所系。一個字也動不得的。你不能像編《宋詩選注》那樣……”
錢鍾書聽罷立刻會意，說“是我沒有做到以意逆志而以辭害志了。”在給胡喬木的復信中，他明確表示“僭改的好多不合適”。“我上次的改動，就是違反了Pope, an Essay on Criticism（英國作家亞歷山大·波普，著有《批評隨筆》）的箴言：‘A perfect judge will read each work of wit, with the same spirit that its author writ.’（秉持作者書寫的精神，是一個完美的評判家在閱讀每一部作品時應有的智慧。） ”
雖然表示“新改本都滿意”，耿介的錢鍾書還是在信末提出，只有“風波莫問愚公老”一句，“覺得‘愚公’和‘風波’之間需要搭個橋梁，建議‘移山志在堪浮海’，包含“愚公”而使“山”與“海”呼應，比物比志，請卓裁。”就此，胡喬木在回信中稱，“拙作承多次指正，又承獎譽過當，甚感甚愧。”并表示，“承您三次來信，這幾首小詩確已成為我們友誼的紀念了。愿這友誼永存！”
最終，七律最后一首詩作定為：“先烈旌旗光宇宙，征人歲月快驅馳。朝朝桑壟蔥蔥葉，代代蠶山粲粲絲。鋪路許輸頭作石，攀天甘獻骨為梯。風波莫問蓬萊遠，不盡愚公到有期。”兩位老同學間的書信往來雖字斟句酌，卻一派率真磊落，成就了一段文壇佳話。
胡喬木先生信函手跡
吳學昭在“整理者言”中介紹說，從時間上看，（楊絳最后托付的）絕大多數的信，書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段時間，一向低調沉默的錢楊夫婦好像忽從多年噩夢中蘇醒，迸發出了巨大的創作力。楊絳的《干校六記》寫成后，起初怕觸犯時忌，不敢在內地出版，拿去了香港。胡喬木同志讀后立即帶話給文學研究所說：這本書內地也該出！在1983年歡迎趙元任的宴會上，又對錢鍾書講了他對該書的十六字評語：‘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纏綿悱惻，句句真話。’”
“不講、不提《圍城》，此人便算不得‘in’person”
1978年9月，意大利北部山城奧蒂賽伊（Ortisei）召開的歐洲研究中國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期間，錢鍾書走出關閉了十年的國門，這也是他在新中國成立后首次出國訪學。他在會上生動回顧了中意文化交流的歷史并介紹了我國文學的概況，最后高呼：“China no longer keeps aloof from Europe!”全場掌聲雷動。自此開始，充滿好奇心的外國作家、學者頻繁訪華，交流互動，錢、楊亦成為接待這類外賓的忙人。
在吳學昭看來，“錢先生出訪順利，對陌生的海外學術界能應對裕如，錢、楊作品能成功推向世界，被錢鍾書稱為‘文字骨肉’的知己好友宋淇（悌芬）先生功不可沒。”宋淇（1919年-1996年）為我國著名藏書大家宋春舫先生哲嗣，出身燕京、光華，上海淪陷時期與錢先生相交甚密，每周前往錢府問學，評書論文，無所不談。據宋淇回憶：“那些年，深覺受益于正規教育者少，而受益于錢鍾書的熏陶最多，做學問、寫文章都時時不敢忘卻錢先生的訓誨。”
宋淇夫婦，攝于1980年，香港
作為在1949年后移居香港的文藝評論家、翻譯家，宋淇也是香港國語電影業的先鋒人物。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邵氏影業出品的多部影片，如《空中小姐》（1959）、《花好月圓》（1962）等的制片人，都是邵逸夫所深為倚重的宋淇。小說《圍城》1947年初版后，一度絕版30年，1980年在內地再次重印，旋即也推出港版。
1981年年初，宋淇向錢鍾書去信提到，“《圍城》一書新版此間恐不如內地轟動，港人守舊得出奇，至今國語電影觀眾聽不懂，要在片上打中文字幕，真可稱為海外奇談。簡體字多數人怕看，拒看，說不定寧愿看盜印本，否則口碑如此之佳，定可成為暢銷書。”
然而，這一次宋淇顯然低估了香港讀者對《圍城》的熱情。前封去信一個月后，他再度給錢鍾書寫信匯報。“大作《圍城》新版運到后，大受讀書界注意，報章上評介幾無日無之，當擇其無礙語者影印寄上。而且此書越傳越廣，連家庭主婦都以一讀為榮，幾如當時竹枝詞：‘閑談不說紅樓夢，談盡詩書亦枉然。’任何人在香港口中不講《圍城》，專欄中不提《圍城》，此人便算不得‘in’person。晚前估計大作在港銷路恐有問題，此回要‘跌眼鏡’矣。”
據宋淇的兒子宋以朗回憶，父親與錢氏夫婦的通信，由1979年開始，直寫到1989年，十年間共有一百三十八封。“我爸爸寫信只用圓珠筆，信紙也有固定尺寸，語言一律是中文;但錢鍾書則毛筆、圓珠筆、打字機都用，似乎信手拈來，語言主要是文言，只有第一封是全英文，但實際上每封信都點綴著多國語言，字體是行草之類，看他用毛筆寫中、英、法、德、意、拉丁文，廣東話所謂‘舞龍咁舞’，我其實真有點頭痛。”
早年投身電影業，人到中年之后，宋淇則斬斷“銀”絲，甚至戒掉了看電影的習慣，轉而從事學術研究和翻譯。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后，他在主持翻譯研究中心期間創辦了《譯叢》（Renditions）期刊與叢書，專事英譯中國詩學、詞學、史學及現代文學作品，宣揚漢聲，不遺余力。早在上世紀70年代初，便已開始籌劃推動《圍城》英譯本在美國的出版，并親為校閱修改譯稿。
宋淇先生1983年11月19日信函手跡
《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收錄宋淇信箋二十八通，首封來信寫于1980年年初。此前一年，69歲的錢鍾書隨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赴美國訪問，在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哈佛大學等學術交流的講壇上登臺亮相，以深厚的學術素養和妙語連珠的外語對話令眾人折服。宋淇在這封信的開篇便提到，“忽聞大駕出國‘表演’，心中高興不言可知。”
信中，宋淇還力邀錢鍾書“有無可能來此講學一月，作公開演講三至七次。”“新亞學院（1963年，新亞書院、崇基學院和聯合書院正式合并組成香港中文大學）有‘錢穆講座’之設，對象是國際間有極高聲望的學者，第一屆為錢穆本人，第二屆為李約瑟（Joseph Needham），第三屆擬請鍾書先生。如能前來，未始不是一次大突破，一露身手，必可有空前絕后之盛況，impact之大無可比擬。”考慮到錢鍾書有哮喘痼疾，信中還特為說明香港天氣溫暖，“很少冷達攝氏十度以下，尤其今年冬行春令，舒適異常，不會引發哮喘病（校中還有一位全港內科的第一把手）。春天（四至五月）和秋天（十至十二月）尤其宜人，絕對不用擔心。”
錢鍾書1980年3月23日給宋淇的復函
不想，錢鍾書在回信中婉言謝絕。“承兄邀請，真正‘受寵若驚’！我若來港，主要是為見兄夫婦一面……至于講學，已無興致，亦無能力……七十老翁，不宜走江湖賣膏藥了！另請高賢，盛情只有感激而已。”再次復函中，宋淇就此表示了理解。“事實上，這生意經也是友人所主動，如果不試一次，他們一定認為我不愿盡力，現在也好讓他們死了心。錢穆講座不來也罷，大家尊他為史學大師，前二十年他為文云莎士比亞遠比不上杜甫，給少壯派學者寫了一文：‘為五四下半旗’！其實先生這位同鄉應有自知之明，你就談談國史好了，蘭姆的莎氏樂府都不知道看了沒有，真是何苦來？”
守望相助，“我們有他，是我們的幸運，這時代有他，是這時代的運氣”
1998年，錢鍾書先生的逝世使文化界深感悲痛。罕為人知的是，他和楊絳唯一的女兒錢瑗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們而去。一生的伴侶、唯一的女兒相繼離去，楊絳晚年之情景實非常人所能體味。在回憶錄《我們仨》中，她曾感嘆：“剩下的這個我，再也找不到他們了。我只能把我們一同生活的歲月，重溫一遍，和他們再聚聚。”
《我們仨》（二十周年紀念本） 楊絳 著
《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一書中收錄了眾多友好對楊絳痛失愛女和丈夫的慰問信，讀來情真意切，令人感動。
德國漢學家、翻譯家莫芝宜佳（Monika Motsch）長期致力于中國古典及現代漢語文學、中西比較文學的研究及教學工作，亦是德語版《圍城》《我們仨》的譯者，被錢鍾書視為“文學女兒”。聽聞錢先生過世后，莫芝宜佳在給楊絳的信中寫道：“我不知能對你說什么，不知怎樣能給你些安慰，只愿我一直是你心頭的一團溫暖，你什么時候都有我，什么時候都不是一個人。錢先生走了，可他不會離開我們的，我們永遠有他，中國永遠有他，世界永遠有他。報上登了中國領導人、法國總統等都表示極沉痛的哀悼，中國和世界都是該感謝錢先生的。我們有他，是我們的幸運，這時代有他，是這時代的運氣。”
錢鍾書與莫芝宜佳在錢楊居處陽臺上
莫芝宜佳回憶說，“最初，我讀中文，是讀‘孔孟之道’或是‘革命文學’，是1978年在意大利聽了錢先生的報告后，中國文學才對我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后來通過翻譯《圍城》，讀《管錐編》，可謂茅塞頓開，開了竅，發現了博大精深又充滿智慧的中國文學的無窮魅力，去掉了許多狹隘偏見，讀文學也變得滿是樂趣。”
法國漢學家、翻譯家郁白（Nicolas Chapuis），曾獨自翻譯出版了楊絳的小說《洗澡》，與錢、楊夫婦有較深的友情。時任法國駐滬總領事的他在同楊絳致信時寫道：“我將終生銘記他于心：雖然我們相遇次數很少，但我們的談話卻如此富有啟發性、富有成效；他如同我的靈魂之父，我為他的離去而哭。我將努力不辜負他對我的信任；他總是懷有最高期待卻不提要求。請放心，我的思想和內心都支持您。”
時任法蘭西共和國總統雅克·希拉克在唁函中寫道，“錢鍾書先生身上體現了中華民族最美好的品質：智慧、優雅、善良、開放和謙遜……我向這位偉人鞠躬致意，他將以他的自由創作、審慎思想和全球意識，為文化歷史所銘記，并成為未來世代的靈感源泉。”
雅克·希拉克唁函
漫畫家華君武與錢、楊夫婦同住北京三里河南沙溝小區多年，相互關心，時有往還。上世紀90年代初，錢先生以《圍城》電視劇上映而引發所謂的“錢鍾書熱”炒作不休不堪困擾；華君武立即發表一幅題為《先生耐寒不耐熱》的漫畫，為老友解圍，畫中一位戴眼鏡的老先生坐在浴缸中作痛苦狀，四周蒸汽氤氳，頭上四把分別標注“錢”“鍾”“書”“熱”的燙水壺仍不斷往里加熱水。楊先生稱華君武先生為難得的“好鄰居、好朋友”。華君武遷居后，還時來電話問候。
《先生耐寒不耐熱》 華君武先生漫畫
1996年，錢鍾書和楊絳的愛女因罹患脊椎癌入院，華君武在給楊絳的信中寫道，“我聽到錢瑗住院。我不敢來看你，因為你的精神負擔太重了。我無法幫助你，也無法安慰你。我的畫冊出來了，我用第一本來送給你，一是祝鍾書同志能好起來，二是祝錢瑗早日康復，三是請你保重。”
華君武先生信函手跡（1996）
至親情深，“勞可節則節，心得放且放”
除了同友人間的魚雁往還，《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一書中還收錄了錢、楊二人至親戚屬的來信若干。在教育家錢基博（1887-1957年）去世前一年給“先兒”（錢鍾書小名“仰先”）的手諭中，落筆就顯現出一片舐犢情深。“昨日見汝致聲淮（石聲淮，錢鍾書的妹夫，常年與錢老先生生活在一起）書，悉檢查血管是否硬化，結果如何？極念。老人病是當然。汝夫婦正在中年，未來許多擔荷壓在肩上。我不以老病為憂，而愁汝輩之衰早。勞可節則節，心得放且放，不必以老人為念也。”
錢基博先生1956年信函手跡
與辛亥革命同齡的楊絳出身書香門第，父親楊蔭杭（1878年—1945年）是近代革命黨人、法學家。楊家姊妹兄弟一共八人，楊絳原名楊季康，是家中的第四個女孩，家里人稱她“阿季”。阿季上面是壽康、同康、閏康三個姐姐，下面兩弟兩妹——大弟、小弟、阿七和阿必。阿季姐妹身材高低呈元寶形：大姐和八妹長得高，其次是三姐和七妹，阿季居中最矮。爸爸曾為阿季辯護，笑說：“貓以矮腳者為良。”
說起“楊絳”一名的由來，也要拜家中姊妹所賜。抗戰時期，阿季寫了一部劇本《稱心如意》，被導演看中，要排演。可是阿季怕出丑，不敢用真名，想起平時姐妹們嘴懶，總把“季康”二字說成“絳”，就叫“楊絳”吧。于是，“楊絳”這個名字才用到了今天。
長姐如母。1920年春季，已留校任教的大姐楊壽康帶著三姐和阿季去上海啟明女中上學。這是阿季第一次離開父母，好在有大姐和三姐朝夕相伴。大姐大阿季十二歲，管著阿季的衣食住行。是以阿季有心事都會說給大姐聽。日后在清華借讀時，阿季與錢鍾書戀愛，也是先把這段感情告訴了大姐，再由她轉告給父母。
楊壽康在啟明女中畢業時，中文和法文均是第一名。由于法語嫻熟，曾翻譯法國小說家波爾才（Paul Bourget）的著述《死亡的意義》（ Le Sens De La Mort），1940 年商務印書館于作為世界文學名著出版。明代天文家徐光啟的后裔，天主教神父徐宗澤為該書做序時稱，“這書現在由楊壽康女士介紹到中國，譯筆流利，忠實，美麗，合乎‘信達雅’的條件，足以傳達著者底高尚思想，給予醉生夢死者以絕好的教訓。”
楊壽康信奉天主教，終身未嫁。解放后在上海與三妹閏康一同居住，生活上由楊絳供養。在一封給楊絳的家信中，大姐先就寫道，“來信匯款都已收到，謝謝你。”接著便關心起四妹的身體，“你拔牙傷元氣，我很覺不安。牙齒作怪這一階段我有經驗。等全部拔光，全口裝上才能相安無事。牙床上生骨刺，又是一件麻煩事，看來只能忍痛切開牙肉鏟去骨刺。一個人老了，身體上的麻煩事真多。”
楊絳先生三位姊妹合影（從左至右為楊潤康、楊壽康、楊必）
在舅舅的女兒唐瑞琳上世紀80年代給楊絳的一封家書中，則可以窺見楊家的庭訓家風。“二姑父、二姑母（指楊絳的父親楊蔭杭和母親唐須荌）在我心目中一向是使人十分敬仰的人物。記得大姊告誡我們應該怎樣做人時，總是說二姑父怎么怎么講的。我記得很清楚，二姑父講的兩件事。一是二姑父說：‘窮的時候，不要勉強與有錢人應酬來往。’二是二姑父說：‘掙了錢，要有計劃積蓄，要不怎好開口向人借貸。’這兩句話對我們家當時的境況是很有針對性的，我也一直記著未忘，并常以此自戒。”
小說《圍城》在1980年再版重印后，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的反響。從唐瑞琳的書信中，也可見得家人之中也討論得興味盎然。“我看《圍城》，也很喜歡‘對號入座’，志在親戚中找模特兒。這次看了你的《記錢鍾書與〈圍城〉》，都明白了。書中的方鴻漸寫得很可愛的，我最佩服他的敢于回絕蘇文紈的婚事。我對唐曉芙有個模式。我祖父逝世后，三朝成服，你與二姑母一起來的。我記得你穿了件粉紅色的寬袖衣，外罩淡湖色的旗袍背心，面色又白又嫩，好像水蜜桃一樣。《圍城》中的唐曉芙就是這個樣子，她也是律師的女兒。我這想象對不對？望批評指出。”
對也不對呢？請見這一頁下角的“整理者按”：楊絳在這封信的背面寫了這么一句話，“表妹唐瑞琳認識唐曉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