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讀歷史有助于增加思考復雜度，以斯坦福大學Sam Wineburg和Daisy Martin教授的《像史家一般閱讀》（Reading Like a Historian： Teaching Literacy in Middle and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rooms）為例，它頗能反映近來歷史教育中將史事復雜化的特色。首先是極端的脈絡化，用巨細靡遺的史料將歷史上重要的紀念日（如哥倫布紀念日）、偉大行為（如美國獨立戰爭在列辛頓一役，及林肯的解放黑奴），甚至是“沙塵暴”的歷史，極盡可能地脈絡化以培養歷史性。譬如：一、林肯也可能是一個現代意義的種族主義者，但是林肯相信其《解放奴隸宣言》中所宣稱的，所有人一律平等；二、“哥倫布日”不應是1492年，而是1892年，因為哈里森競選美國總統時，為了爭取美國一向被邊緣化，且被想象成帶有羅馬教廷秘密的天主教徒等移民的選票，用哥倫布日來賦予這些天主教移民正當地位，而不是真的要紀念“偉大”的哥倫布。這些討論所形塑的特色，是歷史人物不如我們想象的那樣偉大，動機那樣單純，或是能像傳統史學有意無意間認為的，意志與行動是聯成一線的，這當然為“師法古人”或“以史為鑒”增添了一定的困難。
《像史家一般閱讀》（Reading Like a Historian： Teaching Literacy in Middle and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rooms）書封
歷史是超越（beyond）人類生命限制的，人的生涯有限，但通過歷史知識可以擴充心量、超越現在，從生活環境及條件的限制中解放。現代人因為歷史意識不足，滿眼所見都只是“現在”，很容易把我們所處的這個環境、所看到的東西，當作人類自然而然的東西，也就是把現狀本質化，忽略了人類歷史上其實有過多元、豐富的可能性。人類的經驗并不是只有這一刻才是對的，或是只有這一刻才是最進步、最有價值的，過去可能也有我們可以取法的資源，而且未來也許還會再改變。
前面所說的歷史的種種作用，都有助于擴充我們的“心量”，然而“心量”是什么？“心量”的觀念是從佛家來的，譬如《六祖壇經·般若品》中說的“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即是。
在佛家的觀念中，“心”是一個空間，佛經中經常有“心量廣大”之類的話，其中有大小之別，而得道者心量大。宋明理學承襲“心量”的概念，而且每每用來詮釋先秦思想，如程子解孟子，每每以“心量”大小來講圣人與別的圣人，或圣人與凡人之間的差別。有時他們也用“公”“私”來講心量，“私”則心量狹小，“公”則心量寬大。朱子曾說：“人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固之極，則可以喪邦矣。”宋明理學中有不少“心量”或擴充“心量”的想象。理學家設想內心的世界可以是一個很大的空間，要用格物窮理的工夫把它填滿、擴充開來。
《朱子語類》中有許多這類的詮釋。朱子說：“是其（周武王）心量該遍，故周流如此，是此義也。”又如：“蓋他心量不及圣人之大，故于天下事有包括不盡處。”照朱子的想法，必須窮盡天地萬物之理，而始到達此心之有全容量，故是窮理以盡“心量”，造成由結果來決定本源之現象。陳淳后來發揮朱子理學并編有《北溪字義》這樣的觀念辭典，他說：“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事無所不統……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孟子所謂盡心者，須是盡得個極大無窮之量，無一理一物之或遺，方是真能盡得心。”我想稍微解釋“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事無所不統”。這句話可以從“心統萬理”的思路出發去理解，所謂“擴充心量”可以理解為心中天生便具有眾理，應如大廳中由千燈組成的吊燈，每窮一理，便開啟其中一盞小燈，讀書窮理，基本上是使得人心原有的各盞燈（眾理）獲得開啟。
朱子說：“道理固是自家本有，如今隔一隔了。”“致知工夫，亦只是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于心者本身無不足也”。但又說：“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若一個書不讀，這里便闕此一書之理。”對朱子而言，求知是去隔、去蔽，開顯的工夫，而我則認為人的性分中本有的道理固然很多，但以歷史知識來說，更多的是擴充、積貯的工作。朱子以為所有“理”，都是人性本有的，只是因為“隔”，所以未曾開顯，讀書、格物就是使底片顯影的顯影劑。我則認為讀史一方面是可以“窮理”，但同時人的內心世界也是一個潛在的或無限大的空間，里面有許多小空間，要用知識、經驗去充填，它才會撐開，否則它會皺縮在一起，而這兩者都是擴充心量的工作。
延伸上述的理論，在這里請容我用一段比喻來闡述“歷史”是擴充“心量”之學。我們的內心像是一卷可以使“萬有”成像的底片（“性即理”），而讀書窮理，包括讀史，是在照相——在底片上曝光留下各種影像。但是一定要在暗房中用藥水沖洗，才會有漂亮的照片。“歷史”是擴充“心量”之學，也就等于是我們努力地在“心量”（底片）上積貯古往今來的史事（照相）。最后，這些史事是否形成我們的“同時代性”、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參照架構，還是由我們自己決定（沖洗）。
讀史當然也是“窮理”，在我看來讀史的窮理、盡性便是擴充心量的工作。《東林書院志》中說：“學者要多讀書，讀書多，心量便廣闊，義理便昭明。讀書不多，理便不透，理不透，則心量窒塞矣。吾人心量原是廣闊的，只因讀書少，見識便狹窄。”
我之所以特別用歷史是一種“擴充心量之學”這個表述，是為了強調“心量”中積貯的歷史知識并不必然是以“律則”“定律”或“重演”的方式使我們從中獲益。現實的情境有無限復雜的變化，即使古今有相似的情境，也不一定能把古代的歷史照著搬到現世來用。故“心量”中的積貯是要經過大腦的吸收轉化之后，再成為生命中有用的一部分。用陳寅恪的話說，這是“在史中求識”。
理學家的心量說傾向于空間上的積貯，而德國的教養學說（bildung）則傾向于人內心中時間性的歷程。“教養”是德文中很重要的一個字，是德國近世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頁，有很多人認為“歷史”是“教養”的一部分。我覺得德國史家德羅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 1808-1884）對這一點的闡發很透徹，他說：“歷史知識有非常實際的功能。這個功能并不在于它能指示具體的行動。它的功能在于，經由擴大人們自我認識的歷史視野，進而提升行為能力，以及開啟更多行動的機會。”他在《歷史知識理論》中有若干關于教養的段落，可以用來說明教養與擴充心量之間的關系。他說：“體會前人以及重演前人的思想，這種練習泛稱為通人教育（bildung）……通人教育是訓練及發展我們之所以為人的特質。”他的討論中述及“歷程”的觀念，即人生有一個向上提升的精神歷程，而學習歷史即是擴充我們原來所不直接經歷的事，即是歷程中的一種形式。
赫爾德是形成“教養”觀念的關鍵人物。他認為每個人都有自我的形象，這是它將來要成為的自己，只要覺得自己尚未成為那個自我形象，他就覺得不滿足。所以，教養的起源是人內在的靈魂，是內在自我的發現，但靈魂的啟悟有賴于外在事件的“引會”——包括歷史的“引會”——才能發現。歷史的探索是通向自我知識（self-knowledge）與實踐智慧（practical wisdom）的道路，學習歷史使人們通曉過去思考事務的方式，而它們也可能復活并引導我們現在的行動。正如萊辛（Lessing）所說：“人類致于至善的那條途徑，實際上每個人都該步入而且走完它。”但是，“他們欠缺以心靈經歷往事而得的大倫理資本。因精神的經歷而有的堅定的類型（die festen Typen）并未支配以及充滿它們。記憶并未深入人心；而只有這種記憶才是一切音樂、美術、創作之母”。“人的通性中最基本的，我們已經提到過：是能借著心靈經歷過去的事件，而替自己儲存大量的倫理財產。”讀史是以精神經歷過去的事，為自己儲存“大量的倫理財產”，以心靈經歷往事而得到“大倫理資本”。在我看來，這是另一種形式的借讀史以“擴充心量”。
經由上述的討論可見，教養是一種精神歷程，如果用理學的說法，則是“擴充盡才而后盡性的過程”。而歷史是形成“理想自我”過程中的重要資糧。
此外，“教養”也是教人“open to reality”，我的現實世界可以借由納入別的事實而得以擴大，歷史幫助我們“open to reality”，如此則不會任意主觀投射自己的想法（不會像美國前總統小布什政府那樣任意投射自己的想法——堅持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后來卻始終未能找到）。而且“擴充自我”——擴充自覺意識，增進認知復雜度，增加眼界、氣勢——或因為讀史而得到一種理性能力，能對事情的來龍去脈，乃至相續的因果關系有深切的把握。
教養、見識是一種資產，是一種本領。譬如庚子義和團事變中，慈禧與端王載漪想利用義和團力量對付列強，準備攻打各國使館。當時因上疏強烈反對而被慈禧斬殺的袁昶，即因讀過幾本1860年代與英人交涉的歷史，所以能有與外交涉的開明見識。一個人在現實生活中的種種抉擇往往都是由教養或心量決定的，而在關鍵時刻，憑借“教養”“心量”所形成的一個小小抉擇往往決定了后來重大的結局。二戰美軍選擇轟炸日本本土的地點時，因其中的一位決策者讀過有關日本歷史的書，知道京都是日本的古都，有許多古跡，所以主張不能炸京都，這件事對后來形成了極為關鍵的影響。
美國名將李奇微即曾說，偉人自傳與戰史是一宗最大的資糧：“人們靠自己擁有的個人經驗十分有限，所以你必須依靠外人的經驗。”已經有不少人從他們的人生經歷中，提出閱讀歷史是在心中積貯、擴大自我，使我們得到原先局限于個人生命經驗所不可得的看法。
接著我要依序從“志量”“整存零付”“深度”等角度進一步討論讀史以“擴充心量”這個宗旨。
“志量”不是天生的，“志量”也是由各種知識、見聞、典型人物、時代刺激等而形成，所以“心量”可以造成“志量”。正如章太炎所說：“大抵人之志量，不皆天成，率由見聞戟刺，情不自已，然后發為志愿，見諸施行。”章氏舉民初的軍閥、政客為例，認為這些人“志量”不足，所以旋起旋滅，他說：“察其病因，皆由近人不習歷史，小智自私，小器自滿，背逆形便，而不知違反人情而不顧，故一國無長可倚賴之人也。”章太炎觀察民初許許多多乍起乍落的政治人物，認為他們就像是只憑天生聰明在下圍棋的人，“心量”不足、縱深不夠，沒有古今成敗在胸中，也沒有古今許許多多的史事來到心上，所以心量太淺，志量亦不深。加上革命太快成功，沒有機會磨煉其心志，他說如果清末革命能晚兩三年成功，則革命人物心量更深，對國家發展更好。歷史是培養“志量”很重要的資本，譬如明太祖崇拜漢高祖，喜讀《漢書》，所以志量廣大，故能接受“廣積糧，緩稱王”的建議。
前面已經提到，人是有限的存在，歷史提供人們擴充其視野的各種資糧，并借著心量中的積貯點發生命中的各種可能性，帶我們經歷我們所不可能經歷的事。從形形色色的歷史現象中，去發現人的本質并發掘自己已覺知的潛力。
“擴充心量”也是一個“整存零付”的工作，心量中的積貯在遇到某些情境時會流溢出來，使得歷史知識與個人的環境相合，并與我們的意識滾成一個雪球發揮作用。我個人認為，古人對“整存零付”的觀念已經有相當的認識。《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要求學子在很短的時間內，大致是十五歲之前讀誦經書，此后終生可以從這筆儲蓄中生“利息”。用今天的話說，便是“整存零付”的思維——是盡量在一定時間內將心量擴充到一個程度，然后一生玩味、涵泳，不斷地領取“利息”。也就是說知識不只是可以應付手頭上的支用，同時也是要積貯于心中，不斷反思，組合許多面向形成一個縱深，然后如涓流般不斷靠它的利息來生活。
這也好像一個高明的棋手不只靠著天生的聰明，同時也不停地揣度記誦有名的“棋譜”，從中學到許多好的手筋和定式，學習一流棋士是如何判讀局勢的。“打譜”則是盡可能去理解高手在對弈時的用意。一個人若只憑聰明下棋，當然也行，但若能熟讀古往今來著名的棋譜，不停“擴充心量”，這就成了他在遇到困難時可運用的資源。曹操夸說因為自己經歷的事很多，故能預知應變，但“人事萬變，豈能悉經？讀史則事變紛紜，比例昭著”。熟讀歷史則可以經歷許多自己所不可能親歷之事，就猶如棋士熟記棋譜，有了這些“積貯”，像是熟悉或背誦許多棋譜后，可以有機會活用到棋局之中，培養自己能適當地回應往復出現的棋局，此外也幫助掌握未可預見的、充滿不確定性的棋局，用清初學者方中履（1634-1698）的話說，這便是“坐集千古之學，折中其間”。
最后我要談“心量”與“深度”的關系。在這里我要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談“深度”的觀念來闡發擴充“心量”之重要。威廉·詹姆斯說，所謂“深度”是“一把能抓住多少的東西”。在今天，所謂的“深度”，有各種表現形式，在川流不息的數位訊息世界中，所謂“深度”顯得更成問題。當面對難以計數的訊息、知識、材料時，我們能一把抓住、吸收多少，決定于我們的“心量”深淺。譬如有些科學家發現了某一重要現象，可是因為他內心的“心量”準備不足，所以對他而言，這只是一個新的現象；但對“心量”足的人而言，可以從這個新的現象進而發掘出一整個新的世界。
以史學研究為例。在這個史料反掌可得的時代，有了可檢索的歷史文獻電子資料庫，只要輸入任何詞語、概念，即可以在瞬間檢索到幾萬卷書中的相關訊息，爬梳史料變得不再曠日費時，這個時候“深度”變得更為關鍵，有“深度”的知識積貯才能做出適當的判斷與掌握。“心量”寬、積貯多的人，在“看到相關的蛛絲馬跡，則一把抓住的東西”，比沒有深度的人能抓住更多。譬如我讀傅斯年的眉批，可以從中抓取許多具有學術意義的訊息，這是因為我長期注意傅斯年個人及其著作，有了一定的蓄積及深度。對許多沒有這種舊積貯的人，即使非常聰明、靈敏，在面對一條條零散的眉批時，也可能茫茫然不知所措。
沒有“深度”的生活是怎樣呢？
1970年代，Oscar Lewis在《貧窮的文化》中提到：所謂“貧窮文化”是“from moment to moment”。我的理解是因其內心中沒有生命的深度、心量不足，只能從“某刻”到“某刻”，在那一刻之外沒有任何時空之關聯與想象。這包括過去、現在、未來的聯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