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從十幾年前開始成為卡波特的讀者的，我讀他的第一本不是《蒂凡尼的早餐》，也不是《冷血》，而是《別的聲音，別的房間》。我記得那種逐字逐句地閱讀，然后字字珠璣的驚喜——那種驚喜的瞬間周遭是極為寂靜的。其實這些年，我在跟別人聊起卡波特的時候，也一直在試圖說清楚閱讀他的那種真正的妙處，這很困難。

總之，在《別的聲音，別的房間》之后，我就幾乎找來了他所有的小說。一定要形容的話，那就是——無論卡波特寫什么，他的句子里首先就具備一種非常悅耳的音樂性。描寫與敘述的穿插之間，頓挫有致。在他的敘事中，好像五感都能在幾百字里被打通，聽覺、畫面感、氣味，以及必要的敘事需要傳達的信息，面面俱到，且不露痕跡。閱讀者的視線、注意力與時間——都能夠在不知不覺間接受他的剪裁，他會讓每一個讀者感到，自己的感知能力在變得更加纖巧。所有小說里要講的事情，全都在這種舉重若輕為閱讀者建立起來的通感之中完成。我想，閱讀他，可以幫助一個寫作者相信，頂級的技巧從來都不是目的，而是一段路途中偶得的風景。

當我們在閱讀一位大師級的作家的作品時，常常能夠感知到，這里面有一部分可以言傳，可以總結，可以當作經驗傳授，可以學習……但是另外一部分，不能。

而《圣誕憶舊集》的好，恰恰就是因為，屬于“不能”的那一部分，占比特別多。這本短短的集子里的三篇小說，分別發表于1956年，1968年，1983年。這二十七年，恰好覆蓋了卡波特作為“作家”的職業生涯的聲名大噪，如日中天，醉生夢死，再歸于平靜。在這二十七年里，拜好萊塢所賜，全世界的觀眾都知道了《蒂凡尼的早餐》，都記住了站在櫥窗前面的奧黛麗·赫本——雖然這個電影早已將小說修改得面目全非，可是為討厭這部電影的原作者帶來了更多的名利；在這二十七年里，20世紀60年代中期《冷血》的轟動與熱賣讓他抵達巔峰，《紐約時報》用了空前的版面報道他舉辦的世紀派對；在這二十七年里，他享受過了他熱愛的鎂光燈和名利場，他離不開卻又受夠了一場又一場的舞會；在這二十七年里，他喝了太多的酒，曾有一度被人們認為墮落已毀掉了他渾身的才華，然而80年代他的一本極為精彩的、幫安迪·沃霍爾的雜志做的系列人物專訪《變色龍的音樂》卻又再度暢銷……我其實想說，《圣誕憶舊集》與他在紐約的名利場人生完全無關。如果你不了解他的生活經歷，完全不妨礙你迅速感知到那個亞拉巴馬鄉下的小男孩恒久的孤獨；如果你略微聽過他的人生故事，你或許會驚訝——在《圣誕憶舊集》里，若你默認這個敘述者就是長大了的紐約作家卡波特本人，字里行間，你絲毫讀不出來后來的熱鬧。

大巧若拙，指的就是這樣的作品。

亞拉巴馬荒蕪的寂靜一直沉睡在記憶深處的某個角落，即使這個小男孩日后活成了“美國夢”本人，屬于童年的時光的，依然只有亞拉巴馬寧靜的原野，以及，小男孩唯一的朋友，六十多歲的蘇可小姐。

蘇可小姐真是寶石一樣的存在。至于為什么，你們自己看吧。

卡波特生于1924年，在他童年時代，趕上了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蕭條，選美冠軍出身的母親早已和父親分道揚鑣，出去闖世界，嫁給了有錢的繼父。媽媽需要闖蕩的那幾年，把卡波特寄養在亞拉巴馬鄉下的農莊里。你可以把《圣誕憶舊集》里的這個小男孩當成他本人，也可以完全當成小說里的人物——總之，他們很像就對了。亞拉巴馬的鄉下農莊，有一大堆進進出出的親戚，其中只有一個非常遠的表親，跟小男孩是一類人，就是蘇可小姐。雖然蘇可小姐已經六十多歲，頭發花白，雖然大人們都覺得蘇可小姐有點傻，行為古怪——但是在小男孩眼里，這位忠實的好朋友沒有任何應該嘲笑的地方。蘇可小姐也永遠不會覺得小男孩可笑。

雖然這三篇小說創作的時間跨度是二十七年，但是放在一起，幾乎感覺不到這期間的歲月流逝，當然原因也許不止一個：比如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卡波特自己認為那個屬于早熟天才寫作的年代已經過去了，他開始探索一條更為樸素但是更為開闊的道路，他認為這條道路的標志就是《蒂凡尼的早餐》，但是探索應該是在這之前就已經開始，所以這三篇小說，即使跨度很長，也依然屬于他成熟期之后的作品；還比如，那個亞拉巴馬小男孩一直被封存在時光膠囊里，他不會長大，不會變老，無論什么時候回頭去看他，眼神和語調都會不知不覺地變得安靜下來，安靜得就像是亞拉巴馬的秋天。

在那個永恒的深秋里，蘇可小姐凝視著窗戶的神情永遠像是另一個孩子，她會愉快地對小男孩說：“做水果蛋糕的天氣來了，巴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