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鶯鶯傳》是八世紀末、九世紀初興起的情愛故事中的一種。當時，年輕士人聚在一起，講述聽說的男女情事，寫成故事和歌謠。除了元稹的《鶯鶯傳》和李紳的《鶯鶯歌》，還有白居易的《長恨歌》和陳鴻的《長恨歌傳》，白行簡的《李娃傳》和元稹的《李娃行》，元稹的《崔徽歌》，蔣防的《霍小玉傳》，等等。情愛故事在元白文學集團之外的士人群體也相當流行，如貞元十二年的應試舉子蔡南史、獨孤申叔將義陽公主與駙馬反目的事情編成歌曲《義陽子》，貞元十七年孟簡作《詠歐陽行周事》，記述剛去世的士人歐陽詹與一位太原妓人的情事。
《鶯鶯傳》和其他中唐情愛故事有一個重要差異，就是敘述者與男主人公之間的關系。在別的故事里面，敘述者與男主人公不相識，即便認識也非友人，因此敘述者可以表達批評的態度，《李娃傳》《霍小玉傳》《詠歐陽行周事》都是例子。但在《鶯鶯傳》中，敘述者與男主人公是朋友，聽張生講戀愛經歷，讀鶯鶯和張生的信札，作詩贊美他們的結合，詢問張生決定與鶯鶯分手的緣由，最后寫下他們的故事。這一關系決定了敘述者對男主人公的同情態度。而且，自趙令畤論證張生為元稹自寓開始，一般認為《鶯鶯傳》是元稹假托張生講自己的戀愛故事。這個說法雖有根據，但這里暫且擱置作者、敘述者與男主人公同是一人的假設，而主要從文本的內在結構來分析，討論敘述者與故事人物的關系對故事敘述和事件評價產生的制約和影響。
對現代讀者來說，《鶯鶯傳》最激發讀者興趣的部分，是張生解釋他為什么離開鶯鶯。張生給出的理由是，鶯鶯是危險的“尤物”，因此他不得不“忍情”離開，以保護自己不受傷害。敘述者也認同這一說法，說自己常常向人講述這個故事，以“使知者不為，為之者不惑”。然而，故事對鶯鶯的描寫并不支持這一論斷。與李娃欺騙、拋棄男主人公不同，鶯鶯因被棄而痛苦，在給張生的信中表達了對他的思念和擔心被棄的絕望。《鶯鶯傳》既寫了張生對鶯鶯可能給他帶來災難的擔心，同時也為鶯鶯提供了表達思想情感的空間——在她眼里，她是被張生誘惑卻又被拋棄的受害人。故事為張生、鶯鶯各自提供了對戀情的不同敘事，爭奪讀者的同情。多數現代讀者同情鶯鶯，拒絕張生的“尤物”說，認為那是“文過飾非，遂墮惡趣”，是“最為可厭”的“迂矯議論”，張生的說辭只是“場面話”，是“為了使具體描繪自己的戀愛過程成為可能”。很多讀者不相信張生提供的分手原因，認為另有隱情，于是便從文本外尋找他們分手的原因。在對于分手的“真正”原因的解析中，讀者將敘述者與作者等同，將《鶯鶯傳》視為元稹的自敘，有的認為鶯鶯非高門之女，因此“熱衷巧宦”的元稹“舍之而別娶”；有的提出鶯鶯出身崔、鄭名族，與非高門的元家聯姻可能性小，等等。這些解釋也許是當時可能發生的情況，但真相已不可考。我們知道的是，元稹在這個文本中出人意料地呈現了兩種互相沖突的聲音，而文本的這一內在裂縫，引發了闡釋上的難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敘述上的難題。
也有學者從文體、敘述的角度，嘗試對這一并置互相矛盾聲音的現象做出解釋。陳寅恪從文體的角度認為，《鶯鶯傳》收錄張生對鶯鶯的議論是小說之文“宜備眾體”的需要；當時年輕士人常用傳奇文證明自己的文辭能力，張生評價鶯鶯的部分可以證明元稹議論的才能。不過這個說法無法解釋，為什么元稹要讓他的議論與他對故事的敘述相沖突。宇文所安從敘事學的角度提出了兩種可能的解釋：或者元稹是堪比福樓拜的反諷大師，使用不可靠敘述者，通過男女主人公的矛盾視角展現情愛關系的復雜性；或者元稹的寫作出現盲點，沒有意識到他對鶯鶯的描寫提供了鶯鶯的視角，足以與張生的說法相抗衡。宇文所安的“不可靠敘述者”的說法很有道理，《鶯鶯傳》的敘述的確不是有確定視點的敘述。不過這一“不可靠”，并非元稹有意識要充當“反諷大師”，更可能是源于他處理生活經驗內在矛盾的需求。
我認為，故事中出現兩種說法的沖突，源于元稹以成長敘事表現戀愛經驗所包含的內在矛盾：他既要贊美情愛，又要為男主人公拋棄戀人與戀情辯護。同樣的矛盾也出現在《夢游春》中。《夢游春》和《鶯鶯傳》都采用了成長敘事和悔悟主題，描述男主人公年輕時對浪漫情愛著迷，然后醒悟轉變，棄戀人而結婚成家。不同之處是，詩在一定程度上調和、掩蓋了這一矛盾，而故事的講述卻難以做到這一點：這與文類特征有關。在《夢游春》中，情愛和婚姻表現為前后相繼的生命階段：作為單純的年輕人陶醉于情愛，作為成熟的成年人，他放棄情愛以進入責任和秩序的世界。至于分手原因和被棄戀人的情況則被略去。詩中對女子的容貌形態雖然也有大篇幅描寫，但她基本上是一個“凝視對象”，“沒有聲音，沒有欲望，只是作為一個記憶中美人的素描而存在于詩中”。詩，即使是帶有情節因素的詩，其敘事也可以做模糊化處理。分手被表現為男主人公從夢中醒來，戀人也就隨著夢的結束而消失，因此無須討論分手的是非曲直，也無須加入被棄女子視角這個棘手的問題。雖然讀者也會發現《夢游春》存在的內在矛盾，但從詩的敘述、結構上說，男主人公從風流戀人到丈夫這一角色轉變被處理得流暢光滑。
《鶯鶯傳》作為傳奇故事，則很難做到這一點。與詩傾向于使用單一視角敘事、抒情不同，故事注重人物性格與情節發展之間的關系。事實上，以情愛為主題的中唐故事也更多表現戀人之間的對話、沖突，更多容納女性的視角。在《鶯鶯傳》中，對女子的拋棄沒有辦法“詩意”地表現為夢醒，這就導致為負心漢張生的辯護成為難題。情愛故事通常譴責拋棄戀人的一方負心，但元稹需要把張生的行動描寫成明智的選擇，為此他使用了多種修辭手法。
最重要的手法就是將鶯鶯說成是“尤物”。在紅顏禍水的話語傳統中，尤物使男性的事業和生命受到威脅，離開就理所當然。張生對此的闡述是：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為云，不為雨，為蛟為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
張生將鶯鶯稱為“尤物”，現代讀者會覺得匪夷所思，認為那只是張生變心的借口。但是，即便是個借口，張生決定使用它，而敘述者也為這一決定辯護，說明在元稹的那個時代，這樣的論述也有它成立的理由。這個說法之所以能被接受，需要放在中唐士人對情愛的迷戀與焦慮的社會背景中去理解。當時，婚姻外的男女關系成為一些士人群體關注的對象。當年輕士人從全國各地到長安參加科舉考試，接觸到發達的伎樂文化，與妓和其他身份低于士人階層的女子交往便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一方面，他們通過講述、寫作以情欲和愛戀為主題的詩歌和故事塑造風流才子的自我形象，傳播自己的文學聲譽；另一方面，對情欲的迷戀可能引起的“失序”，與道德觀念、理性自我之間可能發生的沖突又感到焦慮。迷戀與焦慮的交織，是推動中唐情愛故事產生的情感心理因素，諸多故事正是針對這一問題的困擾做的回應。元稹寫《鶯鶯傳》前不久，《李娃傳》和孟簡的《詠歐陽行周事》在長安流傳，講的就是士人因沉浸情愛而葬送前程和性命的故事，它們都告誡人們在恰當的時候要斬斷情絲。如學者指出的，對激情的破壞力的不安，中唐士人常用“尤物”的話語來表達。 “尤物”一詞可以追溯到《左傳》，叔向的母親說，歷來君主娶美貌的妻子往往招致亡國，因為“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茍非德義，則必有禍”。尤物敘事在九世紀初有了新用法，除了君主，也用來表現對士人的危害，如孟簡寫歐陽詹被“洞房纖腰”所“蠱惑”，《李娃傳》寫鄭生見到“妖姿要妙，絕代未有”的李娃后拋棄了事業和家庭。作為對這種焦慮的反應，出現了在情愛使人偏離正軌前及時割舍的觀點，這被視為解決激情導致失序的有效辦法。孟簡告誡年輕男子不要像歐陽詹那樣因沉迷麗色丟掉性命，而應該在恰當的時候斬斷情絲，“以時割斷”；元稹也在《夢游春》中慶幸自己及時從情愛中醒悟，“良時事婚娶”。兩位作者都使用了“時”字，主張雖然男女之情是美好和值得擁有的經驗，但不要因此迷失自己，關鍵是在個人感情和社會秩序發生沖突時，要當機立斷結束情愛關系。在這樣的話語框架中，張生離開鶯鶯就不是負心薄情，而是不為情迷失自己，因此能取得士人的諒解。
《鶯鶯傳》對情事的描述，有些部分是支持鶯鶯是“尤物”的說法的。敘述者對鶯鶯的描寫，可以使她被詮釋為一個“尤物”。故事中的鶯鶯既迷人，又讓人難以琢磨，張生好幾次為鶯鶯所“惑”。在崔氏家宴第一次見到鶯鶯，她顏色艷異，卻不理張生，張“自是惑之”。張生追求鶯鶯時，鶯鶯先斥責張生非禮，然后又在他完全絕望后突然在一個夜晚出現在他的房間，使他驚訝不已，自疑為夢。最后，雖然張生多次請求，鶯鶯卻不肯向他展示她的文筆和琴藝，張“愈惑之”。對采取張生視角的讀者來說，鶯鶯的任性、她對張生態度的突然轉變、對張生有所保留，都可以是“尤物”變化無常的證明。
敘述者為張生辯護的另一種修辭方式，是避免把他寫成違背誓言的人，中唐的情愛故事當事人在離別時通常有做出保證、立下誓言的描述，如歐陽詹答應太原妓過一段時間就派人來接她去長安，李益答應霍小玉數月后“尋使奉迎”，《韋皋》里的男主人公也應承玉簫五到七年內重聚。如果沒有兌現承諾，通常會受到責難，李益和韋皋就因為沒有履行對戀人的承諾而被稱為薄情。假如張生對鶯鶯做出承諾，然后違背，他也會被冠以薄情人的稱號。但《鶯鶯傳》沒有承諾的情節。實際上，《鶯鶯傳》中的離別場景因為不平衡而顯得有些怪異：一方面，鶯鶯有所有浪漫女主角在離別時刻應有的“規定動作”，用語言表達與張生長相廝守的希望、用琴聲傳達離別的痛苦，可是張生一直沉默，只是“愁嘆于崔氏之側”。沉默可以從戀愛心理的角度解釋：準備結束感情關系的一方明白自己的決定不可扭轉，也知道自己無論說什么也難以緩解對方的痛苦。但沉默也可以從敘事的角度來理解：既然違背承諾會遭到譴責，沉默就是最佳的選擇。同樣，故事中也回避披露張生給鶯鶯的信的具體內容。讀者只是從鶯鶯信中的“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可以推測張生在給鶯鶯的信中表達了他的感情。甚至也可能有山盟海誓般的承諾，而這些都被略去不寫，這就省去了處理后來違背誓言的道德問題。
《鶯鶯傳》的敘述雖然有為張生開脫的嘗試，但是又為鶯鶯提供了自辯的空間：這顯示了文本的復雜性。在鶯鶯的聲音面前，為張生開脫顯得缺乏說服力。雖然張生說離開鶯鶯是為了躲避誘惑的自我保護行為，鶯鶯卻說張生是誘惑者，自己是受害人。二人分別的那天晚上，鶯鶯對張生說了這番話：
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歿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
鶯鶯提出兩個道德觀念供張生選擇。一個是婚前與男子發生性關系的女性失去被明媒正娶的資格。按照這個標準，張生不娶鶯鶯是符合社會規范的行為（“宜”）。另一個是為人的準則。鶯鶯說，當初是張生誘惑了她，違背社會規范與她發生性關系（“亂”），如果為人寬厚仁善，他應該用結婚的方式把他們的關系合法化。鶯鶯提到“歿身之誓”，是提醒張生曾經做出的承諾，敦促他履行諾言，對自己有始有終。同樣的意思，鶯鶯在給張生的信中再次強調。她把他們的關系描述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說自己“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幘”，是把張生放在誘惑者的位置；并又一次讓他做出選擇：
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舍小從大，以先配為丑行，以要盟為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托清塵。存沒之誠，言盡于此。
雖然可供選擇的“仁人”和“達士”都是符合社會道德的形象，但鶯鶯的表述具有明顯的褒貶取向。“達士”認為未行禮而先有私情是“丑行”，認為兒女情是人生中次要的事情，違背對戀人的承諾也沒什么關系。但如鶯鶯強調的，是張生誘惑她發生私情。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張生又以與男子發生性關系的女性失去明媒正娶資格為由拋棄她，是德行有虧。鶯鶯暗示張生做一個有寬厚的愛和同情心的“仁人”，自己也會感激一生。
鶯鶯的聲音在故事中分量很重。因為她付出深情，卻得不到回報，使讀者對她產生同情。她在信中表達的對張生的思念尤為感人：“自去秋已來，常忽忽如有所失。于喧嘩之下，或勉為語笑，閑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她表明自己會堅守誓言：“終始之盟，則固不忒”，以至“骨化形銷, 丹誠不泯”。和所有的愛情信件一樣，鶯鶯的信要求對方的回應，但故事沒有寫到有無回復，張生的興趣點在于把鶯鶯的信在朋友間展示。因此，鶯鶯對自己的痛苦的有效表達，加上張生對鶯鶯的感受表現出的漠然態度，使鶯鶯的敘事具有一種道德權威。
既然鶯鶯的信不利于張生的形象和元稹的敘事，為什么張生要把鶯鶯的信給朋友看？為什么元稹選擇把這封信收錄在故事里？我想是因為，鶯鶯的信服務于情愛敘事：張生展示鶯鶯的信以表現自己風流，元稹收錄鶯鶯的信以塑造張生的風流形象。這個風流形象的核心是張生與鶯鶯之間非同一般的深情，故事對這一點的表現貫穿始終。在故事開頭，張生被朋友嘲笑對女色沒興趣，他辯白說自己是“真好色者”，只不過還沒遇到使自己不能“忘情”的“物之尤者”。然后他就遇到了鶯鶯。也就是說，張生和鶯鶯的關系不是一般的情欲，而是張生對一個出色女子動情的結果。在故事結尾，張生離開鶯鶯被表現為“忍情”，而非“忘情”。二人各自結婚后，張生仍念念不忘，想見鶯鶯一面，她的拒絕使他痛苦，“怨念之誠，動于顏色”。直至張生得到鶯鶯的贈詩，一面表示對他仍舊有情（“不為旁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卻羞郎”），一面用敦促他以舊時情意對待新人（“還將舊時意，憐取眼前人”）的方式給他重新開始的“許可”，這段感情才能結束。
和鶯鶯的詩一樣，鶯鶯的信也是情愛敘事的重要部分。信用閨情詩傳統的棄婦聲音，表達離別的痛苦和對戀人的思念；在這個傳統中，女人的思念和痛苦是男性作者與讀者的觀看及欲望對象。現代讀者可能覺得張生向朋友炫耀鶯鶯的信很奇怪。余寶琳（Pauline Yu）評論說，雖然張生對鶯鶯沒什么話說，卻“忍不住和京城的朋友說個不停，輕率地泄露細節，分享鶯鶯的來信”。但對九世紀的年輕士人來說，和朋友談論浪漫情事，是建立風流才子身份的重要方式。年輕的李商隱就曾經跟朋友講述他和柳枝的浪漫相遇，后來又在詩序中記述這件事情，只不過李商隱的艷遇不及“亂”，不涉及誰拋棄誰的問題，講起來更安全。
故事收錄鶯鶯的信，還可以讓男性讀者參與情愛故事。這種參與在九世紀屢見不鮮，很多故事寫到一個女人的浪漫表達引起男性士人的回應。《開元天寶遺事》中一則軼事講一個妓人遣婢女騎馬送信給情郎，在信中表達她的激情和對重聚的期盼，這封信在“長安子弟”中廣泛流傳。《云溪友議》“三鄉略”講一個年輕寡婦作詩表達對亡夫的思念，引出大量和詩。《鶯鶯傳》包括兩首旁觀者為鶯鶯、張生情事所作的詩，表現士人共享浪漫情感的情形。第一首為元稹所作，以神女賦的傳統歌詠二人遇合情事。第二首詩的作者是楊巨源，在故事里是張生的朋友，他在詩中贊美張生是“風流才子”。至于張生棄鶯鶯一節，他們略去不談。
在《鶯鶯傳》中，元稹既歌詠情愛，也為變心辯護。為歌詠情愛，他描寫常見的情愛場景，如艷遇，結合，離別后的思念，旁觀者對情事的贊嘆。為了給張生棄鶯鶯尋找合理的解釋，他把鶯鶯塑造為“尤物”，小心排除張生承諾鶯鶯的證據，使他不會成為違背誓約的負心戀人。但問題是，歌詠情愛與為變心人辯護互相矛盾。鶯鶯對愛和思念的表達，雖然有助于渲染情愛，卻動搖了她被賦予的“尤物”形象。而張生的沉默和不承諾雖然可以讓他擺脫違背誓言的名聲，卻使他成為一個不稱職的戀人。元稹努力把張生塑造為令人同情的形象，可鶯鶯的深情和痛苦似乎更有感染力。結果是，鶯鶯的聲音揭示了張生將鶯鶯命名為“尤物”的男性中心話語，也動搖、削弱了敘述者為張生辯護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