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并不排斥愛情，它只是給愛情提供一個扎根的地方。”1933年出版的小說《家》中，巴金批判了沒有愛情的婚姻，諷刺接受包辦婚姻、與不愛的人結婚的覺新是“愚孝”，也向為自由戀愛獻出生命的丫鬟鳴鳳致敬。
經典文學作品只能流行于特定時代，倘若出版于當下，我很懷疑《家》還能否被年輕人接受，為愛情獻祭更可能被扣上“戀愛腦”的帽子，成為被恥笑的對象。自由戀愛風潮正在悄然退卻，90后甚至00后們已“累覺不愛”，“愛不動了”，男生不再追女生，“不主動、不拒絕、不花錢”的“三不”流行。
但這不意味著當代年輕人不再找對象，而是選擇了相親方式。盡管多數人并不喜歡“相親”這個詞，更不愿接受“包辦婚姻”，但尋找對象的方式卻與“相親包辦”沒有本質區別。無論是配對軟件、約會APP，還是“985相親群”、“海歸交流群”、“清北復交相親群”，匹配的標準是外表、年齡、學歷、職業、收入、地域、家庭等，與被年輕人排斥的“家長安排”和“公園相親角”沒什么不同，都是把物質基礎與現實條件置于情感之上。
在經濟社會與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過時的“相親”和“包辦”為何再度流行？“新自由主義愛情”有哪些特征，為何“自由戀愛”不再被奉為真理和至高追求？相親在文明中如何演進，如何與社會經濟相輔相成？社會鐘表與自然科學的錯位，又是如何造成“親密滯后”的？
相親再流行
自由戀愛（Liberal Love）是男女自發交往中彼此自然吸引，兩情相悅；相親（Matchmaking）則是以條件為前提的篩選，具有功利和目的性，強調理性經濟人的匹配與選擇的最優化，遵循的不是自然而然，而是計劃（Arranged），也稱“包辦婚姻”（Arranged Marriage）。
過去，“包辦婚姻”代表落后與壓迫，是封建社會毒瘤，與之相對的“自由戀愛”甚至“私奔”往往是愛情的代名詞。《紅樓夢》中的寶玉和黛玉兩小無猜、青梅竹馬，是愛情典范，寶玉與寶釵被家長安排的相親結婚則是封建制度對青年的壓迫。印度經典電影常以打破包辦婚姻、勇敢追愛的故事成就經典，《勇奪芳心》中的男主，就用真摯愛情將女主角從包辦婚姻中拯救出來，走上自由戀愛的康莊大道。
寶黛間的“自由戀愛”與寶釵間的“相親結婚” 圖：《紅樓夢》劇照
東方人追求愛情的極致是“為愛獻祭”：《金粉世家》中的海歸博士柳春江和丫鬟小憐，為抗拒包辦婚姻，分別通過死亡和出家完成對愛情的殉祭；印度電影《寶萊塢生死戀》中那個屈服于家族、辜負戀人的男主角德夫達，只能在瘋癲和疾病中度過后半生，最終死于昔日戀人的門前。西方人更愿通過出走私奔來致敬愛情：英國詩人雪萊與妻子瑪麗以私奔方式相依相守，創作了偉大作品；挪威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催生了胡適的劇本《終身大事》與為愛出走的“娜拉”們。
18世紀后期開始的浪漫主義運動，讓自由戀愛風靡200多年，成為至高追求。但21世紀20年代的今天，卻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再追求愛情，更愿通過條件的匹配，即“相親”來尋找伴侶。
愛情的退化不代表求偶興趣的消失，人們只是需要“更確定”的求偶。人們放棄了自由求索卻不確定的戀愛模式，回歸相親這種原始、過時，但更有確定性的方式。通過網絡、相親軟件、約會APP和相親群，達到更直接有效的匹配效果。這個巨大的擇偶空間中，似乎遍地都是“優質”對象任由挑選，但難以分辨的信息流又讓人覺得毫無選擇。在光怪陸離的信息流中辨別真假，篩選出一個“靠譜”的人，這種高標準需求也催生了“媒婆”、“紅娘”的回歸。當社會經濟愈發自由主義，科技愈加發達時，婚戀卻自發走向了“不自由”。
與私人情感領域的“相親”一同回歸的，是就業中對“體制內”和“上岸”的向往。親密關系變得“工作化”起來：結婚被稱為“上岸”；男女見面稱為“面基”，如同找工作時的面試；把伴侶或愛人稱為“隊友”，類似同事或合伙人。男女見面約會時，風花雪月與詩情畫意已是不合時宜，聊工作和行業成為初次見面最安全的話題，有人甚至通過約會找到了工作、客戶和商業伙伴。勞動與情感，生存與愛情、工作與親密關系的界限愈加模糊。
線下相親活動
與之同時模糊的，還有自由戀愛與相親間的界限。2020年，美國奈飛（Netflix）出品的真人秀《愛情盲選》（Love Is Blind）就是一場自由戀愛實驗。參加節目的男女展開一場純粹的戀愛，不僅不知對方的職業、學歷、收入，甚至不看長相，緊靠隔墻聊天交流，用柏拉圖式精神戀愛尋覓靈魂伴侶，然后再面對經濟條件、生活習慣、家庭背景、種族身份及社會階級的考量，從精神向物質層層加碼。這大致是最接近“純愛”的求偶模式，但最終15對陌生男女里只有2對牽手結婚，成功率僅13.3%。
在真人秀《愛情盲選》中，不看臉的純愛在現實中敗下陣來
與《愛情盲選》幾乎同時上映的另一檔真人秀《印度媒婆》（Indian Matchmaking），則是與自由戀愛相反的包辦相親，把職業、收入、學歷、宗教、家庭、階級作為前提條件，經過篩選符合條件的男女，才能聊感情，可以說是《愛情盲選》的逆向模式，把從精神到物質，變成從物質到精神。但連續三季的節目，13位客戶中僅1位通過媒婆相親牽手，成功率8.3%，并不比《愛情盲選》的純愛式擇偶更容易。
真人秀《印度媒婆》的模式，是先見家長再“試談戀愛”的相親
自由戀愛，不必然摒棄物質條件，而相親結婚，也不必然沒有感情，兩者的區別不是考慮或不考慮條件，而在于條件的出場順序。前者感情第一，然后再談條件，條件或適配，或不適配；后者條件第一，先選一波符合條件的候選人池，再在這個劃定的池內尋覓感情，或者尋覓不到感情。但共通的是，自由戀愛與相親都不能保證配對成功，無論哪種模式，牽手成功總是少數，求偶失敗才是大多數。
新自由主義愛情：自由選擇的暴政
雖然相親并不比“自己找”更容易找到滿意對象，但愛情至上的追求卻逐漸消沉，自由戀愛不再“香甜”，反而在運轉了幾個世紀后，弊端保留無遺。這種追求人性解放的極大自由，反而加劇了不自由，將之視為真理和至高追求，本身就是極權的暴政。
自由戀愛最明顯的缺點是不能解決面包問題。愛情終要面對現實，當柴米油鹽撲面而來，風花雪月也被打得落花流水。只有能解決面包問題的人，才更有能力為愛情保駕護航，這也意味著強者更有可能享受戀愛的甜蜜，而不具備能力者容易成為飛蛾撲火的犧牲品。
另一方面，自由戀愛并非“自由”，它也是有“條件”的。如果相親需要以物質為基礎的條件，那么自由戀愛也需要一些“軟條件”，包括外貌、身體、年齡、健康、性格、才華等“績效元素”，所以自由戀愛，也可以說是一種“情感資本主義”。
過去，人們對浪漫愛情的認識主要依靠小說和文學，在當代則更依賴影視作品，例如韓劇。韓劇中的愛情多是俊男美女，有漂亮服裝、華麗住宅，浪漫旅行和優渥的物質條件，但現實中的大部分人并不具備這些條件，沒有令人一見鐘情的美貌，也沒有過人的才華。
一見鐘情只發生在天生麗質的人身上，韓劇《春夜》劇照
如果不是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辦”，自由戀愛模式中的個體，只能靠自身素質去吸引同樣處于自由選擇下的他者。在這種模式下，沒有點“績效”是無法找到對象的：你或外貌出眾，或性感有魅力，或才華橫溢，或風趣幽默，或性格討喜。對擁有“績效”的人而言，自由戀愛模式更能幫助他們牽手愛人，但沒有“績效”的人，則沒什么成功砝碼。如果沒有“包辦婚姻”，大部分并無“績效”的普通男女很難吸引異性。
自由戀愛模式本身，也有先天缺陷，甚至什么是“戀愛”都不明確。所謂“談戀愛”靠的是“談”，需要語言能力，給能說會道的人以施展空間，也讓不善言辭的人處于劣勢地位。“談戀愛”也適合擅于社交的人，內向者沒有優勢。內向者、不善言辭者不一定不是好伴侶，但在“談戀愛”這關卻容易敗下陣來。
“談戀愛”這種通過交談來達成的交往方式，也不是大多數男性，特別是東亞男性，所擅長的。科學研究表明男性語言能力整體弱于女性，“談戀愛”是女性更擅長而男性不太擅長的技能，男性更鐘愛肢體語言和性關系。在東亞，男性被教育要“沉默是金”，“少說話多做事”，在“談戀愛”上更加笨拙。
在“談戀愛”面前，男女的能力與需求不平衡，重視情感又善于語言表達的女性，面對的是不善言辭和情感聯結的男性，產生無數誤解或隔閡。“他不回我電話”、“他什么都不跟我說”、“他不關心我”、“他不理我，他不在乎我，他根本不愛我、他心里沒有我”，幾乎每個對戀愛失望的女性都會這樣說。愛情似乎是一些女性自導自演的游戲，男性只是被動參與。戀愛“談”得不好，是否等于“不愛”？這極具爭議的問題，直擊愛情的定義，浪漫主義制造的、以語言交談為基礎的“談戀愛”是否就是“愛情”？究竟不會“談”戀愛，就是“不愛”？還是不會“談”戀愛，僅僅是不會“談”而已，依然是“愛”？這個模棱兩可的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但已然為無數男女帶來痛苦。
比起忠誠卻不善言辭的李大仁，女主一開始更青睞不忠但很“會戀愛”的丁立威 圖：臺劇《我可能不會愛你》
這也導向了自由戀愛的最后一層陷阱，即“自由”帶來的風險。自由戀愛天然向擅長“談”的人傾斜，就給予他們更大的權力和榨取價值的空間。當油嘴滑舌、巧舌如簧的人遇到追求純愛的對象時，便可施展其PUA技巧和欺騙，自由戀愛模式反而成為信奉真愛者被捕獲的獵場。
愛情騙子與殺豬盤 ，《Tinder詐騙王》劇照
即使沒有情場欺騙的極端情況，自由戀愛中也有背叛、出軌和不忠，帶來分手和失戀打擊。在《愛情筆記》中，阿蘭·德·波頓記錄了戀愛帶來的痛苦。在他的“真命天女”出軌了自己的好哥們時，他形容失戀的疼痛為“猶如基督教中的殉難者。”
在這個“自由選擇”市場中，每個人都有無數選擇，每個人也只是別人無數選擇的其中之一。由于它的不確定性，自由戀愛會產生被稱為“Situationship”的灰色曖昧地帶，即一種并未確立關系的約會狀態，友達以上，戀人未滿，有浪漫或性關系，卻沒有承諾和專一性，也不必然導向婚姻。
婚姻是確定體系，有法律秩序，但自由戀愛沒有法律秩序，猶如無政府狀態，僅靠道德維持，具有極大的任意性。自由戀愛中每個人都有選擇自由，在一段關系中的出軌、背叛或一對多的“海王海后”，除“渣男渣女”的道德譴責外，沒有可依循的法律予以懲罰，或對受害者予以補償，這與《婚姻法》中的懲罰機制和保護機制不可相提并論。
精神損害是自由戀愛危害的一小部分，更大的破壞還在性關系和經濟上。婚前性導致的未婚先孕、非婚生子女、單身媽媽、墮胎等情況，帶來的身體、經濟與社會成本都是巨大的；而育齡期女性在長期戀愛后分手，除了“被耽誤青春”的輿論譴責外，也沒有法律保護。
自由戀愛過程中產生的消費、投資、贈予等經濟行為，也缺乏系統性法律保護。例如那些相識于微、陪伴對方走向成功的戀人，倘若在對方發達后被拋棄，在婚姻中則可分走一半財產，其在關系中的付出被法律視作貢獻，但在非婚的戀愛關系中則沒有明確的保護機制，更多只是自認倒霉。
在同居關系的立法方面，大部分國家仍是空白，同居關系無法獲得與婚姻同等級的保護，圖源：央視新聞
總體而言，自由戀愛不能保證物質條件，以年少輕狂的愛情為開始，以一地雞毛為結局的關系比比皆是。自由戀愛也需要一個人有“情感資本”，有足以吸引異性的優勢才能加入這場浪漫游戲，否則只有輸的份，大部分普通人，如果不是對自身和他者有清晰認知和足夠智慧，很難在這場游戲里成功。最后，自由戀愛因其自身屬性和缺乏公共治理，尚處于私域自治范疇，交由人性去自發驅動，給不可靠的人性陰暗面留出巨大空間。
滯后的親密，社會時鐘與生理時鐘錯位
愛情的消退，不僅由于自由戀愛本身的弊病，也是年輕人在社會時鐘催促下的無奈選擇。
對工作與家庭的關系，中國傳統信仰是“先成家后立業”。從自然科學角度，18-24歲是生理上的最佳生育期。但社會的運行時間表，與傳統文化和自然科學背道而馳，18-24歲正是年輕人高考、上大學與考研“上岸”的關鍵期，社會時間與生理時間是矛盾的，在時間、精力和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在這段時間內結婚生育，必然會對沖個人學業與事業發展。
在經濟第一的理念下，“先立業再成家”成了新準則，婚姻從曾經的下限，變成如今的上限，它不再是每位青年理所當然的起點，而是個體過往人生成就的歸納總結。結婚的前提是有房、有車、有穩定工作、有存款，還要負擔得起價格不菲的彩禮、三金和婚禮，對多數普通年輕人而言，這些條件不是在最佳育齡期（20-30歲）內就能擁有的，若想擁有這些條件，就必須在20-30歲拼搏奮斗：考上好大學，再成功考研上岸，有的還需留學和讀博鍍金，再進入“體制內”工作，積累存款，這套“內卷化”流程走完已是30歲以上，完美錯開生理上的婚育黃金期。
2024年4月13日，江蘇淮安，王婆說媒現場相親點，不少青年男女前來尋找心儀的另一半。
在這段學業和事業壓力最大最密集的年齡段，沒有時間精力談戀愛不說，甚至連認識異性的機會都沒有，單一的社交圈、固化的關系網，都限制了與異性相識的機會，而生育窗口期時間有限，由不得消磨浪費，所以借助“相親”方式，通過第三方的紅娘來尋覓人選與精準匹配，也是很多人的無奈之選。
相親的回歸，也催生了經濟產業鏈，以浪漫為名的生意開始涌現。除婚介服務和婚禮策劃外，還有教搭訕聊天技巧的戀愛培訓學校，有教人美妝打扮的造型師、親密關系咨詢師、口才訓練師、社交訓練師、失戀治療師，風水大師和面相大師也紛紛加入，寺廟也能借助求姻緣來獲得捐款。相親與市場經濟相輔相成，互相催化。
上帝的配對：人類文明中的相親史
愛情的歷史至今僅200多年，相親配對的歷史卻源遠流長，占據了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作為人類維系婚姻與延續后代的古老方式，相親甚至成為一些文明的核心思想，構成一套完整的哲學體系。即使今天的相親方式花樣百出，仍能找到歷史的蹤跡。
在人類婚姻文化發源地之一的印度次大陸，相親至今仍是維系婚育的根本方式，90%的印度人都是通過相親找到伴侶結婚的。印度古經《吠陀》對宇宙和星象進行了系統研究，星象師就是印度最早的媒婆，通過給人看星象（類似中國的生辰八字），來為適齡青年說媒。
印度繪畫中的星象師，本文作者拍攝
宗教寺廟也是印度的相親場所，即印度版“人民公園相親角”。宗教是最容易將信仰價值一致的人聚集到一起的方式，找對象追求的所謂“三觀一致”，在宗教中就能解決。來到寺廟，認識適齡的異性教徒，更容易遇到“聊得來”的對象。印度廟宇也是大型“婚介所”，提供婚介服務，來此注冊登記的年輕男女或他們的家長，可定期參加“選親大會”，通過“拍賣”方式競標匹配。
在面臨人口危機的民族中，婚育關系到整個民族的生死存亡。在猶太民族中，優婚、優生、優育和基因延續是整個民族的大事，相親不僅是找對象的方法，更是系統性宗教理論，被當作宗教教義對待，納入猶太教的信仰體系。
《圣經·舊約》中記載的人類第一個媒人，是亞伯拉罕的仆人埃利澤（左）
猶太教的相親叫Shidduch，在閃族語中意為“冷靜”、“安定下來”，也指代“談判”。在猶太教經典《托拉》中，相親是上帝賦予的613種宗教責任（mitzvah）之一。夫妻應是靈魂伴侶（Bashert），相親是上帝的旨意，約會的唯一目的是為了找到結婚對象，不以婚姻為目的的約會是不道德的。相親結婚遵循了猶太教義對體面德道（Tzniut）的定義，是男女交往最體面的方式，杜絕了濫交和劈腿。在猶太教經典《塔木德》中，不通過相親包辦而結婚的男性，將受到宗教懲罰。
相親是猶太人宗教信仰的一部分，Netflix劇《猶太媒婆》劇照
為杜絕因近親結婚產生的遺傳疾病，猶太人還成立了專門的基因庫組織。該機構掌握婚齡男女的基因信息，相親中的男女，可以通過這個機構提供的密碼，查到彼此基因的匹配度，從而防止基因遺傳疾病。這種安排雖然受到倫理道德批判，但對人數稀少又內部通婚的猶太教信徒，起到一定優生優育作用。
自由市場經濟時代的“計劃婚姻”
任何習俗的產生、消失或回歸，都與文明的發展階段息息相關，不能脫離社會背景來討論，每種事物的出現，可以說都是歷史的選擇。
愛情在人類歷史上非常短暫，因愛成婚是18世紀末以來才發展出來的求偶方式，自由戀愛在中國的歷史更加短暫，大致是從民國以來，特別是五四運動以后，才在中國出現，并一度成為婚戀最受推崇的模式。中國人的婚戀方式，也隨著時代，特別是社會經濟模式的變化，發生多次變革。
婚戀與社會經濟發展的相關性模型
婚戀靠“計劃安排”還是“自由選擇”，通常取決于社會經濟模式是計劃還是自由。一般而言，社會經濟模式與婚戀模式呈正相關，計劃式婚姻與計劃經濟平行，自由戀愛與自由市場經濟平行。但21世紀后產生拐點，二者不再平行，變成錯位式負相關。市場經濟繼續自由向上，婚戀卻不再自由，而是回歸了計劃，并產生一種新現象：不婚。
在漫長的幾千年封建農業社會中，包辦婚姻曾長期是婚配的壓倒性方式，愛情基本不存在。自由戀愛的萌芽是民國時期，特別是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后，受到外國翻譯文學和新文學的推動。
20世紀50-70年代的計劃經濟對應計劃式婚姻，即相親。根據階級和“成分”來配對。雖然不再是過去違背男女意愿的包辦婚姻，但還是“被安排”了，階級出身如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或干部，戶口是城市或農村，單位是國有還是集體，都是計劃式婚姻的考慮范疇，還經常出現一個大院、一個廠區、一個單位的內部通婚，是階級與成分的匹配，愛情并不重要，甚至在當時的社會觀念中，“戀愛”是資本主義產物和“黃色”的色情病態。
《金婚》劇照
20世紀80-90年代是自由戀愛的高潮，可以說是愛情黃金期。隨著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思想開始解放，愛情被視為人性解放。高考恢復后，走入校園的青年來到一個可以遇見大量異性的場域，適齡男女來到了一個可供交往的自由空間，青年男女墜入愛河，還產生了一批愛情詩歌和外國翻譯文學作品。
《將愛情進行到底》劇照
一個不容小覷的事實是，這個時期雖然經濟發展，但尚未完全脫離“計劃經濟”，仍保留了計劃經濟的部分遺產，包括大學畢業“包分配”，單位分宿舍、分房、分戶口，單位大院還有醫院、托兒所、學校等“從搖籃到墳墓”式的一條龍服務。這就讓校園里自由戀愛的情侶們，畢業后無需擔心生存問題，他們是社會精英，有定向的工作、分好的房子、遷入城市的戶口、美好的前途，甚至配偶的工作也能一并解決。因此，70后和部分80后們的婚姻，很多是大學同學之間的通婚，凡是大學時候相戀的，畢業后基本都結婚了，婚姻也很穩定。在此前幾千年，中國也未有這種黃金期，放到40年后的今天看，這種黃金期一去不復返了。
到新世紀大約2008年后，隨著房地產狂飆，自由戀愛逐漸消退起來。大學生畢業不再分配工作、戶口和房子，自由戀愛的物質條件被抽離掉，像20世紀80-90年代的自由戀愛所享受的社會條件，已是昨日黃花，大學生往往是“畢業就分手”。工作要靠自己找，去哪里找，能不能找到都是未知；買房更是年輕人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大城市的高房價“勸退”年輕人，去哪里安家也不確定。自由戀愛面臨的是有愛情沒面包的尷尬。
《蝸居》劇照
2020年，自由愛情更加蕭條，相親和包辦卷土重來。追求愛情的人反倒被扣上“戀愛腦”的帽子。這也是互聯網、電商、AI和科技冪指數發展的時代，生活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大，愛情愈加凋零。與此同時，網絡與科技帶來的巨大信息流，讓身在其中的人更加不會選擇，甚至放棄了選擇。
功利和理性是這代人相親的基本素養，相比“要”愛情的自由，人們更注重“不要”的自由，不要踩坑、不要沒錢、不要欺騙、不要不靠譜。這種相親也不同于20世紀50-70年代的父母愛情，更具工具性和實用性，靠的是科技算法。相親的方式與上班重合，聊經濟、聊賺錢是相親時交流的話題，情侶之間的相處方式也近似同事。
與相親平行的，是對不婚的正確性論述。強調“搞事業”，嘲諷戀愛腦，也催生了事業腦；或伸張女性權利，強調大女主、女性獨立和對男人的勝利，以及對“嬌妻”的唾棄。
與過去的“普婚”不同的是，當下的社會，除了婚姻，還有單身、同居、離婚、再婚、丁克、單親、非婚生育、不婚及其他多種多樣的形態同時存在。
在任何時代，真愛都珍貴而稀少，但永遠在發生，代表人性的真善美。不應以自由戀愛的消退來否認愛情的美好，但也應尊重“不要愛情”的權利。無論是愛情至上，還是對戀愛腦的冷嘲熱諷與單身至上，都是單向度的極權。最危險的，往往不是對愛情的盲目熱忱，也不是對人性的根本厭惡，而是要求所有人選擇單一的生活方式，要求一律結婚，或“逢婚必反”。在兩種選擇間爭辯高下是非，爭吵纏斗，只會走向危險的極端與固化。文明的進步，應允許每一種狀態的發生與存在，讓所有自主選擇生活方式的個體各得其所，得到妥善而公平的對待，在一個良善的社會體系下得到接納，收獲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