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四五十年代，愛爾蘭爆發大饑荒，數百萬貧苦民眾無以果腹，只得漂洋過海，希求移民他鄉開始新的生活。關于大饑荒時期愛爾蘭移民的記載，往往由令人厭倦的陳詞濫調、半真半假和冷冰冰的統計數據組成。《棺材船：愛爾蘭大饑荒時期海上的生與死》這部歷史作品則對這段歷史做了另一番呈現：當饑腸轆轆的人們奔向海邊，令人失望的現實擺在他們面前：沒有足夠可供遠航的船舶可以搭乘。而那些費盡千辛萬苦踏上甲板的人，也同時把一只腳伸進了棺材——黑暗、潮濕、擁擠是漫長旅程的主基調，疫病肆虐之下，饑餓、脫水與眩暈完全不堪一提。許多人在船上死去，隨即被拋入大海，因此移民船也被稱作“棺材船”，成為19世紀移民航行中臭名昭著的標簽。作者愛爾蘭歷史學家奇安·T.麥克馬洪(Cian T. McMahon)對移民過程中一個至關重要但經常被忽視的部分——旅程本身提供了充滿活力的新視角。
2024年6月14日下午，由蘇州大學歷史系魏濤副教授主持的長三角歷史沙龍策劃并舉辦了《棺材船：愛爾蘭大饑荒時期海上的生與死》（以下簡稱《棺材船》）的圓桌討論會。報告人為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初慶東副教授，他是這本書的中文譯者。與談人有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陳瑤副教授和東北師范大學美國研究所伍斌教授。紐約州立大學法明代爾分校教授陳丹丹創辦的全球學術平臺“全球研究論壇”（globalstudiesforum.com）在B站官方賬號上對此次圓桌論壇進行了現場直播。本文內容整理自嘉賓發言，經發言人審定。
譯者初慶東近年主要關注16-17世紀英國的法律社會史，在發言中他分享了這項翻譯工作的心得體會，并從三方面談了《棺材船》在學術上給他的啟發：
一，從英國史到不列顛史：研究視域的大幅擴展。
《棺材船》突破民族國家的藩籬，以愛爾蘭移民為紐帶，關注愛爾蘭人在“英帝國”的遭遇，著重探討愛爾蘭人在“不列顛”的遷徙，從愛爾蘭啟程前往英格蘭、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地。初慶東認為，這無疑有助于國內學界思索英國史的研究視域問題，因為國內學界長期以來將英國史基本等同于英格蘭的歷史，而對威爾士、蘇格蘭和愛爾蘭的歷史缺乏足夠關注。英國的全稱是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英格蘭、威爾士、蘇格蘭與愛爾蘭四者在英國近現代歷史進程中有著錯綜復雜的關系，如何擇取有效的概念來含括四者，成為二戰后學界在英國加入歐共體、殖民地獨立浪潮的歷史變局中不斷思索的時代命題。“不列顛史”便是英國學界回答時代之問、歷史之問的鑰匙。
在著名政治思想史家、“劍橋三劍客”之一約翰·波考克看來，“應該突破傳統的以英格蘭歷史為主體的歷史敘事，強調歷史的多元化和文化的多樣性。這種多元的文化，首先在于如何定位愛爾蘭的歷史，既要保證愛爾蘭史學的獨特性，又不能使其脫離不列顛的歷史敘事。為了兼顧愛爾蘭史學家反對不列顛群島的傳統提法，波考克用不列顛史來論述早期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的歷史。”“不列顛史”已然成為當代英國學界的共識，由牛津大學史蒂文·岡恩等歷史學家召集的研討班便是以“近代早期不列顛”冠名，而非國內更為熟知的“近代早期英國史”，便是一例。
二，傾聽移民自己的聲音：研究方法的獨辟蹊徑。
《棺材船》的作者麥克馬洪通過爬梳三大洲的檔案館和圖書館所藏愛爾蘭移民的書信和日記、政府文件及報刊，聚焦愛爾蘭移民的親身經歷。他專辟一章詳述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其目的不是干癟地敘述事實和數字，而是飽含深情地將這些實物視為遙遠的親友用以修復脆弱的社會關系的手段。讀者不難發現，麥克馬洪在書中大段摘引愛爾蘭移民的書信內容，作者辯稱這樣做的目的是希望增強移民自身早已消失的聲音。
我們對愛爾蘭大饑荒的固有印象往往停留在馬鈴薯歉收引發大饑荒、大饑荒移民高企的死亡率等方面，但對大饑荒中的愛爾蘭人的求生策略所知甚少，而《棺材船》的貢獻就在于重新發現移民的聲音，通過書信和日記傾聽移民自己的聲音，這一點難能可貴。作者有著深切的生命關懷、悲天憫人的同理心，將數百萬愛爾蘭移民看作是活生生的生命個體，而不是冰冷的數字。作者通過重構愛爾蘭移民的地方網絡與跨國網絡，透視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全球擴展對愛爾蘭移民的影響。
三，關注海上航行的過程：研究內容的推陳出新。
作者在《中文版序》中指出，“遠航船上的社會動力學不僅受到溝通不暢和暴力的影響，也由齊心協力和大無畏的精神所形塑。本書即透過乘客的日常生活來觀察海上航行如何影響移民”。對移民海上生活的關注是重要的，因為長期以來歷史學家們都有意無意地忽視了這一研究視角，致使移民在海上航行的過程被遮蔽。《棺材船》以海上航行的旅程為中心，全書五章內容依次考察大饑荒時期愛爾蘭人在啟程、航行、抵達的過程中同心同德、相互支持的復雜面相。從揮淚告別故土到路遇利物浦的騙子和盜賊，從乘坐的船只啟程遠航到遠航途中海上的生死歷程，再到歷經千難萬險終于抵達目的地，這一海上航行的過程本身值得大寫特寫。不唯如此，愛爾蘭人的海上航行是19世紀全球網絡的連接鏈條，為理解現代歷史提供了一個新視角。麥克馬洪通過剖析愛爾蘭人的海上航行，凸顯愛爾蘭移民的智慧、勇氣和決心，借此為“棺材船”正名。
盡管學界已有著作探討海盜、船員和奴隸在海上的經歷，但尚未關注到移民在海上的經歷，這是饒有趣味的問題，因為每個移居海外之人都會耗費數周或數月在海上漂泊，而《棺材船》的出版無疑彌補了這種不足。此外，《棺材船》對海上航行過程的關注，也意在讓讀者“學會同情和支持那些就在今晚帶著行李前往港口、駛入黑暗中的人”。
在初慶東的分享之后，主持人魏濤補充談到，麥克馬洪的《棺材船》可以和匹茨堡大學歷史系的馬庫斯·雷迪克（Marcus Rediker）的《奴隸船：一部人類歷史》（The Slave Ship: A Human History）進行對比閱讀。
《奴隸船：一部人類歷史》（ The Slave Ship: A Human History）
《奴隸船：一部人類歷史》主要研究奴隸船，側重考察跨大西洋奴隸貿易及其背后所暗含的人口遷移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奴隸從非洲西海岸被販賣到加勒比海地區，然后來到北美。魏濤指出，雷迪克討論中間通道（Middle Passage），但是它沒有分析族裔對大西洋奴隸貿易的重要性。但是，在非洲內部、加勒比海地區以及北美，族裔在大西洋奴隸貿易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南卡羅來納殖民地的大西洋奴隸貿易商就偏好進口來自贊比亞和塞拉利昂的非洲奴隸，而對來自今天剛果地區的非洲奴隸卻一直心有余悸，主要是因為南卡羅來納殖民地在1739年爆發了一場由來自剛果地區的非洲奴隸發起的反叛。麥克馬洪的《棺材船》強調愛爾蘭裔這個族裔身份在移民史研究的重要性，是這本書的一大亮點。
另外，魏濤還指出，雷迪克是馬克思主義學派歷史學家，但麥克馬洪并不是，盡管二者都倡導自下而上的社會史研究。麥克馬洪強調愛爾蘭移民的親身經歷，包括他們從上船，在船上的生活，以及他們如何抵達目的地的特殊經歷。比較遺憾的是，麥克馬洪不是典型的馬克思主義學派歷史學家，這本書里沒有討論由愛爾蘭移民發動的叛亂，以及愛爾蘭移民的暴力反抗。相比之下，在《奴隸船：一部人類歷史》里，雷迪克時常討論奴隸反叛和階級沖突。關于奴隸船上的奴隸反叛，雷迪克在2013年出版了一本專著——《阿米斯塔德叛亂：一部關于奴役和自由的大西洋奧德賽》（The Amistad Rebellion: An Atlantic Odyssey of Slavery and Freedom）。而美國導演史蒂芬·斯皮爾伯格在1997年拍攝的《斷鎖怒潮》（Amistad）就是以阿米斯塔德叛亂為主題。
《阿米斯塔德叛亂：一部關于奴役和自由的大西洋奧德賽》（ The Amistad Rebellion: An Atlantic Odyssey of Slavery and Freedom）
電影《斷鎖怒潮》劇照
接下來分享閱讀體會的是廈門大學的陳瑤，長期以來她學習、研究的領域是明清以來的社會經濟史，去年她的新著《江河行地：近代長江中游的船民與木帆船航運業》出版，將學術目光投向長江上流動的船民。陳瑤先后求學于廈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研究上受歷史人類學影響頗深，對于書信、檔案等文獻的解讀很有經驗。她認為，《棺材船》一書的實證研究史料扎實，敘述細致有趣，譯筆流暢文雅，好讀又給人以啟發。結合自身的研究領域和研究經驗，她從三個方面談了她的閱讀體會。
首先，作者的現實關懷是對近年來歐洲難民問題、勞工問題和對底層社會的關注，在這一點上，我們有很深的契合。這種契合，最根本的，體現在我們所搜集和使用的史料的類型和性質上。
麥克馬洪表示，他選擇的是自下而上的歷史學研究路徑，而相關路徑的社會史研究已經書寫了水手、海盜、奴隸等社會群體的歷史，但他們這些社會底層群體幾乎沒有留下什么歷史資料，而愛爾蘭人大饑荒時期的移民則留下不少書信、日記，還有檔案和報紙中的信息和描述相印證，可以很細節地展現愛爾蘭大饑荒時代移民的逃難生活。麥克馬洪談到，在資料上他覺得很遺憾的，是沒有找到用威爾士語書寫的信件，因此現有的史料證據無法充分代表在移民整體中一貧如洗的窮人。
那么，就他找到的移民書信和日記，如何處理和解讀這些文獻，麥克馬洪在《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一部分進行了深刻的史料批評和方法論反省。他認為連貫的、定量的內容分析方法不適用于該書使用的書信資料，這點與華僑僑批的研究極為相似。麥克馬洪承認，他在研究中采用的方法是極為直截了當的摘抄引用。關于19世紀中期愛爾蘭農民到底擁有什么水平的書寫能力，麥克馬洪認為，大多數愛爾蘭鄉村人口是文盲，目不識丁，無法親自寫信，書信是找人代寫的，一些書信、日記出現拼寫和語法錯誤也證實了書寫者的文化水平較低。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移民書信中有三分之一出自女性之手。在對這些書信史料性質進行分析的基礎上，麥克馬洪提出，應當關注19世紀中葉愛爾蘭本地的社會經濟、地域、性別、年齡、語言等差異，并對這些因素與愛爾蘭農民讀寫能力之間的互相影響的方式，展開研究。陳瑤由此聯想到明清社會文化史研究中關于鄉村人口“識字率”和讀寫能力的深入討論，她感覺，相較于麥克馬洪所述愛爾蘭的情況，似乎中國史研究中可以搜集和處理的文獻對象更豐富。
就麥克馬洪所提出的“共同體”概念來說，報紙可能是作者處理的更重要的一類史料。報紙報道對于移民的共同體意識或者說“棺材船”刻板印象的形成，到底起到多大的影響，也是很有意思的問題。
第二，《棺材船》一書主要談的是19世紀中葉大西洋航海移民的故事，很多中國讀者自然會聯想到19世紀中后期華南地區主動、被動前往海外各國的華工群體，在這個議題上，兩者或可稍作比較。麥克馬洪在《中文版序》中特別提到，1852年秋，從愛爾蘭貝爾法斯特啟程來廈門的“格特魯德”號，在廈門征募300多名契約華工，啟航駛往古巴的甘蔗種植園充當勞工。他認為契約華工的遭遇與《棺材船》中逃離饑荒的愛爾蘭移民非常相似，航程中乘客的死亡率也差不多。麥克馬洪甚至認為，“棺材船”這一術語帶來的刻板印象，遮蓋了愛爾蘭移民的聲音，類似的，“苦力”（Coolies）一詞也同樣遮蓋了19世紀契約華工的鮮活生命歷程。契約華工很少能夠書寫文字材料，不過，他們也留下一些找人代寫的零散的僑批，僑批既是匯款，也是家書，目前像廈門，還有很多福建、廣東各個僑鄉出版了很多僑批匯編資料，其中有一些不具備“歸戶性”的僑批書信，較難與原來歸屬的家庭和鄉村勾連起來，所以僑批文獻的利用在方法上存在難度，這與《棺材船》一書遇到的方法論上的困難是一樣的。“雖然我沒有做這方面的研究，但據我觀察，一些研究東南亞華人華僑史的學者現在要尋找契約華工、早期華僑的生活印跡，最好的方法就是前往他們生活過的社區，從他們的子孫后輩的生活中發現他們留下的文化基因。”陳瑤說道。
最后，陳瑤分享了閱讀《棺材船》，她注意到的一些史實上的細節。例如，所謂“棺材船”上的生活條件，實際上有醫生、基本充足的食物供應。船運公司，如科普家族郵輪公司檔案說明，郵輪公司競相提供最好的船上條件，承租最好的船只。英美政府甚至在1847—1855年間多次更新《乘客法案》，確保正常的移民船只不會太擁擠、有更好的通風條件并配備更舒適的補給品。所以，有乘客寫信給親友說在船上過得很好，身體很健康。相比之下，契約華工的旅程應該辛苦很多。
東北師范大學的伍斌專注于移民史研究，他認為《棺材船》為中國學者展示了一項典型的跨國移民史研究、海洋史研究。他在發言中說：
移民，尤其是早期移民是一群非常特殊的人。之所以說他們特殊，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是一群非常普通的人，說其是普通人一點也不夸張，他們可能比普通老百姓更加普通，更為貧困。這里所說的他們中的多數，不排除部分受過教育，在經濟上也比較寬裕者。另一方面，他們是一批極其不平凡的人。為什么說他們不平凡，一個層面是他們移民的勇氣和所經歷的艱難。可以想象一下，對于當時的人來說，可能離開自己生活的村莊都不是容易的事，更遑論漂洋過海去到另一個全新的世界。盡管他們盡可能地做好了各種準備，但是路上的突發情況和各種意外仍然讓他們措手不及。死亡也是他們時常要面臨的事情。這種經歷，沒有超凡的勇氣和毅力，是很難邁出移民這一步的。另一個層面是，這些移民作為文化的載體，他們在促進文化交流，甚至新文明的生成方面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當然，我們在肯定移民的勇氣和毅力的同時，不能過分夸大他們的勇氣和毅力。海外移民總體來說其原因無外乎內部的推力和外部的拉力。而內部的推力往往是具有決定性的因素。19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愛爾蘭移民便是在天災人禍之下被迫移民的典型。與其說他們有多勇敢，不如說他們是被逼無奈和求生的本能。這與當代移民不太一樣。當代移民也有在母國無法生存而移民海外的，但更多的是為了尋找更好的生活和發展機會。移或者不移更多的是內部的推力作用，而往何處移，則是外部的引力所致。
在《棺材船》這本書中，作者試圖“更全面地了解饑荒期間的愛爾蘭移民，以及更廣泛的人類移民”。在很大程度上，作者實現了這種寫作目標。這本書非常真實和詳細地展示了移民的過程。“從啟程前與海外親友的聯系到如何籌錢購買船票，從如何了解所有相關信息到以何種方法抵達啟航港口，從如何才能上船和在航行中發生的一切到抵達目的地之后如何上岸找到立足之處”等等，不一而足；即描述了移民在旅行途中的苦難和心酸，也涉及其中不多的愉悅和快樂時刻。可以說《棺材船》這本書填補了一個重要的學術空白，即海洋漂泊中的移民。最近比較活躍的海洋史更多的關注物資、商品、各種動植物、信息等跨大洋的流動，但是人的流動似乎被邊緣化了。事實上，在當代以前的人類歷史中，上述各種要素的流動都離不開人的流動。而《棺材船》則細致地展示了一部移民在海上漂泊的生活史。
作者運用跨國視野對愛爾蘭移民的旅行經歷進行了非常細致的研究。與以往學者關注愛爾蘭去往北美的移民不同的是，《棺材船》也用相當大的篇幅論述去往澳大利亞的移民。強調在全球網絡下移民的體驗。這是頗為典型的跨國研究。不過話又說回來，移民史研究具有天然的跨國屬性，如果以移民本身作為研究對象，跨國方法是必然需要用到的方法。
在用到跨國方法的同時，《棺材船》也進行了非常出色的細致研究。這種細致的研究展現了作者的人文情懷，即對歷史中普通生命的體驗的關照，同時也將移民史的當然主角，同時在很長一段時間被忽視的主角——移民，放在了移民史書寫的中心位置。很長一段時間，移民史學界關于移民歷史的研究其重點仍然是各種層面的移民政策，其主角仍然是民族國家，以及對這些政策施加重要影響的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除了個別特別重要的移民人物外，普通移民在這些移民史的書寫中仍然處于失聲的地位。當然，這里面也有一些客觀的障礙，占總人數比超過99%的普通民眾，并沒有留下多少可供研究的材料，尤其是文獻資料，要建立這些人連貫而有邏輯性的敘事，其難度可想而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相對微觀的實證研究是非常見功力的。伍斌表示：“我個人是非常欽佩這種攬九州史料來做實證研究的論著。從這本書的參考資料可以看到，其史料涉及愛爾蘭、英國、北美和澳大利亞等地。正是在這些豐富文獻的基礎上，作者對愛爾蘭移民的旅行經歷進行了非常細致的描述。其敘述非常生動，細節感人，可以說即便不是研究者，廣大普通讀者也會為書中精彩的故事所吸引，為移民的各種遭遇而牽動心緒。”
最后，伍斌談及《棺材船》這樣的研究對于中國學術界和中國社會的意義。首先，毋庸置疑的是，這對我們總體認識世界和相關國家有幫助。其次，伍斌指出學術研究還是要多一些包容，不要過于強調有用無用，不能排斥微觀研究，微觀研究不等于碎片化，只要是基于史料扎實，對相關領域有所開拓，能夠提供新知識和新啟發的研究就是好的研究。《棺材船》就是這樣的研究。他強調了扎實的實證研究訓練于歷史研究的重要性。
另外，就書名“棺材船”，伍斌分享了他與作者不同的看法。在作者看來，以“棺材船”這一術語作為描述大饑荒時期的移民航船狀況的流行表述，會使愛爾蘭移民被束縛在“棺材船”的形象中，忽視了他們的活力、創造性和能動性；“這種表面的刻板印象不經意地剝奪了移民的人性，將他們的聲音淹沒在歷史檔案之中。”伍斌認為，作者不必急著否定“棺材船”，“書中也提到，愛爾蘭人移民到海外的路途中的總體死亡率大概是3%左右，這當然與以前有些研究強調的10%、20%甚至更高的死亡率有很大的差距，但事實上3%的死亡率也是一個非常高的死亡率，愛爾蘭的200萬移民，就意味著有大約6萬人在旅行的途中喪生，就此而言，將裝載移民的船只形象地稱之為‘棺材船’似乎也談不上毫無依據。這種死亡率也在事實上證明了移民在途中的艱辛與危險。”最后伍斌說道，“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候，我腦海里一直在想象與愛爾蘭人幾乎同時的華人移民，他們又是一種怎樣的經歷？他們在準備出發、在航行途中、在抵達目的地后是否也經歷了與愛爾蘭人類似的體驗？還是說那些華人移民有與眾不同的特殊經歷？我對這些問題充滿了好奇和無限遐想。我期望在不久的將來能看到一本講述華人移民在海上的社會生活史。”